在離開廈門之前的這些日子裡，魯迅對於未來的生活和工作考慮了很多。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談到了自己的種種想法。11月1日的信中說：
我對於此後的方針，實在很有些徘徊不決，就是：做文章呢，還是教書？因為這兩件事，是勢不兩立的。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兼做兩樣時，倘不認真，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一時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看外國，做教授的文學家，是從來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寫點東西，大概於中國怕不無小好處，不寫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於中國文學的事，一定也可以說出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來，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還不如做些有益於目前的文章，至於研究，則於餘暇時做，不過如應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研究系應該痛擊，但我想，我大約只能亂罵一通，因為我太不冷靜，他們的東西一看就生氣，所以看不完，結果就只好亂打一通了。季黻是很細密的，可惜他文章不辣。辦了副刊鼓吹起來，或者會有新手出現。
11月7日的信中又說：
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對於研究系加以打擊，至多無非我不能到北京去，並不在意；第二是同創造社連絡，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做一點文章，也不在意。
12月3日的信中又說：
我明年的事，自然是教一點書；但我覺得教書和創作，是不能並立的，郭沫若郁達夫之不大有文章發表，其故蓋亦由於此。所以我此後的路還當選擇，研究而教書呢，還是仍作遊民而創作？倘須兼顧，即兩皆沒有好成績。或者研究一兩年，將文學史編好，此後教書無須豫備，則有餘暇，再從事於創作之類也可以。
魯迅一到廣州，就受到熱烈的歡迎。
1月26日魯迅在致韋素園的信中談了他到廣州一星期的觀感：“這裡很繁盛，飲食倒極便當；在他處，聽得人說如何如何，迨來一看，還是舊的，不過有許多工會而已，並不怎樣特別。但民情，卻比別處活潑得多。”
2月10日，魯迅被任命為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25日他給章廷謙的信中說：
中大定於三月二日開學，裏面的情形，非常曲折，真是一言難盡，不說也罷。我是來教書的，不意套上了文學系（非科）主任兼教務主任，不但睡覺，連吃飯的工夫也沒有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想設法脫卸這些，專門做教員，不知道將來（開學後）可能夠。但即使做教員，也不過是五日京兆，坐在革命的搖籃之上，隨時可以滾出的。不過我以為教書可比辦事務經久些，近來實也跑得吃力了。
忙過一陣子之後，魯迅就要著手為自己安排一個安靜點的住處了。3月16日午後，魯迅同許壽裳、許廣平往白雲路白雲樓看屋，看定了26號二樓的幾間房子，當即付了十元定金。29日下午，他們三人就入遷新居了。
魯迅是懷著興奮的心情來到廣州的。可是不久，他對這裡的形勢有了自己的看法。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陳獨秀、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參加的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領導下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經過三十個小時的激戰，取得勝利。國民革命軍白崇禧部乘機進駐上海。24日，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第二軍佔領南京。消息傳來，廣州舉行了盛大的集會，慶祝上海南京的相繼攻克。魯迅應廣州《國民新聞》的約稿，寫了《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一文。
這篇文章是4月10日寫的，到5月5日才在報紙上刊登出來，在這短短的時間裡，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4月12日，蔣介石以“清黨”為名，在上海發動政變，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支，捕殺共產黨人。4月15日，廣東行營主任李濟深也在廣州響應蔣介石，開始反共，解除了黃埔軍官學校和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的武裝，搜查工會和農會，捕去中山大學學生四十多人。
這天下午，魯迅主持召集了中山大學各科系主任緊急會議，提出營救被捕學生。
第二天，魯迅捐款十元慰問被捕學生。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回憶說：“清黨事起，學生被捕者不少，魯迅出席各主任緊急會議，歸來一語不發，我料想他快要辭職了，一問，知道營救無效。不久，他果然辭職，我也跟著辭職。”4月29日，魯迅將聘書寄還中山大學委員會，辭一切職務。學校當局作了幾次挽留之後，6月6日同意他辭職了。
然而，魯迅辭職的真正原因卻是因為顧頡剛…
在魯迅決定離開廣州而還沒有成行的幾個月裡了他利用這時間整理編定了幾種著譯。4月，他將陸續在《語絲》上刊出的散文詩編成《野草》一書，4月26日編定，給它寫了篇《題辭》。
編完了《野草》，接著又把在《莽原》上連續發表的“舊事重提”編為一書，這就是《朝花夕拾》。
5月2日到30日，他整理了《小約翰》的譯稿。這以後，他又編定了《唐宋傳奇集》。
除了整理舊稿之外，這期間魯迅也應邀作過兩次公開演講，分別是7月16日在知用中學講《讀書雜談》、7月23日和26日分兩次才講完的在廣州市教育局組織的夏期學術演講會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在廣州，再沒有什麽事要辦了。9月27日，魯迅和許廣平登上太古公司“山東”號客輪，前往上海。在《三閑集·序言》中，魯迅說：“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