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死结

说到王安石，必提王安石变法。这场历时16年的改革运动，不仅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于后世也争论不休，至今也具标本价值。那么，这场旨在改变当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变革，为什么在初见成效后，竟掀起全民反对狂潮，最终归于失败？宋神宗和王安石，这对堪称君臣典范的黄金组合，又经历了哪些情谊瓜葛，让后人潸然泪下呢？

君请容我细细讲来……

在封建社会施行改革，须有3个先决条件，即，“势、权、识”。那么，王安石变法具备这三个条件吗？答案是肯定的。

所谓“势”，指形势所迫。在封建社会，讲究祖宗之法，是谓“无百利、而不变”。也就是说，没有极大利好，绝不轻言改革。这当然有道理，毕竟传统这东西，经历千百年筛选检验，往往具有强大合理性。那么，北宋是否真到迫不得已、非改不可的地步？是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边患渐烈。秦汉以来，华夏南方的农耕文明，饱受北方游牧文明的军事压力，以宋朝最甚。北宋时期，北方的辽、西夏均完成统一，握有雄兵、虎视眈眈。与前朝不同的是，随着游牧民族国力强盛，扩大版图的意识逐渐增强，渐有灭宋吞并之意，虽然北宋纳贡和亲延缓了矛盾，但朝廷也知此乃缓兵之计。一方面，冷兵器时代，马背上的民族具有天生作战优势，国力一旦上来，军队锐不可当；另一方面，北宋的国防力量却在走下坡路。为什么？因为唐代藩镇割据，特别是安史之乱带来的祸患，给宋朝统治者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防止军队造反成了首要任务，各级以建设管理型军队为荣，军队战斗力大幅下降。这一强一弱，是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二是财政噩梦。虽然人口达到空前的一亿，但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财政赤字日益凸显，表面繁荣下暗藏巨大社会危机。内外交迫的形势，使变法图强渐成共识，早在宋仁宗时期，范仲淹、韩琦等人就掀起过一场改良运动。因此，王安石变法有“势”在先。

所谓“权”，指推动改革的力量。在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力量当然是皇权。范仲淹变法，起于皇帝支持，废也因皇帝动摇。所以，皇权是支撑改革的核心力量。那么，宋神宗态度如何呢？可以这么说，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几乎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改革的决心甚至超过了王安石。凡是反对变法的，只要王安石提出来，一律贬罚或调离，这长串名单中有哪些呢？有三朝宰相、深具安邦定国之才的韩琦；有居官70年、50年出将入相的“军委副主席”文彦博；有三朝元老、在使辽外交上取得过杰出成就的富弼；有提携过王安石和苏东坡等一干青年才俊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有幼年即以“砸缸救人”闻名、《资治通鉴》的总编辑司马光；有学富五车风流千古的大文豪苏东坡……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以上人物统统反对王安石变法！可想而知，王安石变法有多难，他本人又是多么孤立。对此，神宗如何抉择呢？他居然力排众议，把这些拦路石一个个搬掉！这又是何等的决绝。此外，面对如潮水般涌向王安石的弹劾和诋毁，宋神宗从不理会，始终保持了对王安石的绝对信任，在风云诡变的朝堂之上，谈何容易！

关于宋神宗，因为变法失败，后世对他评价不高。其实宋神宗是一代英主，不仅胸怀大志、果敢坚定，还善于把控朝野、平衡各方。你想，王安石猛打猛冲即可，皇帝既要为改革开路，又要稳控全局，还要人尽其才，难度甚大。但神宗年间，名臣大家“群星璀璨”，没听过哪个大臣被枉杀，也没听说有何重大失误，国家经济体量稳居世界第一，甚至一度击败西夏，使北宋版图历史最大。他一生致力改革，有过妥协但绝未动摇，甚至王安石退休后，走上前台亲自干。即便王安石退休南京，他一年要派人去看30多次，可谓有情有义。可惜的是，他只活了38岁，不然北宋的历史可能改写。而王安石对神宗的也感情很深厚，他经得住晚年丧子、亲信背叛，但宋神宗死后的第二年，便撒手人寰。两人与其说是君臣，更不如说是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战友，这段情谊成为一段千古佳话。

所谓“识”，指决策者的认知能力。王安石不愧为北宋最为杰出的改革家。现在看来，相比王安石的改革策略，范仲淹的庆历变法太浅，当朝大臣也没有他看得远。比如，王安石认为：“善理财的人，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大哗：“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然而，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王安石的策略是可以实现的，这也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此外，王安石的人品道德极佳，堪称当世楷模。他不爱钱财、不近女色、生活质朴，只为做大事、不为当大官，认准的事情坚韧不拔，一心一意追寻强国梦想。就是放在当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王安石，也是国家公务员的典范。司马光的品行操守，也和王安石惊人的相似。当然，他们倒也衣食无忧，年薪换算为人民币，应达80万。据此，你说宋朝腐败横行，我就不以为然，当朝高官皆如此，这个朝代能腐败到哪里去，即便后来确有人借变法敛财，但朝廷的根子是清净的；另外，把北宋“高薪养廉”治腐作为反面典型，也是不对的，这个制度虽无法根治腐败，但能不能成为减少腐败的有效途径？不可轻易否定。

上述那么多，就为讲明一个事实，王安石变法之初，条件甚好。那么，高明的操盘手，又拿到一副好牌，怎会招致全民反对狂潮，最终导致变法失败呢？

首先，这次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仍是一次利益的重新洗牌

体制改革是否成功，关键看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商鞅变法，废除奴隶制进入封建制，农民积极性被激发，生产力极大解放，所以即便商鞅死后，这些政策仍然被延续下来，改革取得成功。但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的变法不同，没有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仍只是作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这就容易被保守派反攻倒算，最终难逃人亡政息的结果。当初，王安石提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方略，然而他真正做到了吗？没有。虽然《兴水利法》等法规促进开荒增产，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但这并不是政府财政增长的主流，加赋税仍然是增收主要途径仍，只不过把重点落在富人阶层罢了。

社会上层为什么反对改革？正因为严重触犯他们利益。比如最著名的《青苗法》，政府以20%的利息贷款给农民，而地主富豪贷款的利率是100%甚至更高，自然就被政府断了财路，而朝廷里的官僚士大夫，大多是这个阶层的代表，甚至有的本身就是地主。再比如《免役法》，直接免去了特权群体不服劳役的优待，要想不去也可以，得交免役钱。此外，像《市置法》，在市场货物积压时由政府买进，缺乏时政府低价出货，有效打击了富人的投机倒把；《均田法》区分田地大小和好坏交租，打击了地主偷报漏税行为。显而易见，这些法令严重侵犯官僚和富人阶级利益，确有“劫富济国”之意，他们当然会极力反对。

其次，改革骨干队伍鱼龙混杂，使执行层面出现严重偏差

从变法内容看，老百姓从中获利，应该拥护才是，怎么也会反对呢？坏就坏在政策落实中出了问题。还说这个《青苗法》，虽说政府低息贷款，也强调自愿借贷。但在实施中，却把放贷数额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导致官员把自愿变成了强迫。毕竟穷得借苗下种的老百姓毕竟是少数，这下搞成强行摊派，变相加重了纳税负担，老百姓怎么会不骂呢？下面瞎搞，王安石真不知道吗？我想未必。毕竟白花花的银子收入国库 ，王安石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此外，由于士大夫阶层反对改革，王安石可用的改革人才捉襟见肘。只要支持改革，哪怕人品差点、能力弱点，也只能使用，甚至一些“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的人也大行其道，不但影响了改革派的形象，也影响了改革的落实质量。比如，王安石最得力的助手、他在南京带的学生吕惠卿，一旦得势便私欲膨胀，不但不顾改革大局搞内讧，还想将王安石取而代之，甚至到了利用一切机会攻击王安石的地步，典型的有才无德之人。王安石最器重的吕惠卿都如此，其他人就不值一提了，这帮人能肩负起改革重任？

最后，变法严重缺乏更新迭代的能力

王安石在变法中也搞过试点，也进行过一些修正，但最终还是操之过急。数年之内相继下发10余个法令，变革的深度广度前所未有，受到的阻力也空前巨大。习主席讲过，治大国如烹小鲜。改革的迭代更新也需要时间，是急不来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先做做看，不行马上修正，有好的经验马上汲取，而不是一开始就通盘部署、全局推进。现在国家反复提及“稳中求进”，就是这个道理。

任何成功的变法，须有一个利益集团支撑。商鞅变法，为什么在他死后还能够继续延续，并取得重大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兴地主阶层的鼎力支持。而王安石变法的最大悲剧正在于此。他究竟代表哪个阶层的利益？他的身后又站着谁？只有宋神宗而已！按理说，他的背后应该站着人民，但由于政策执行层面的失误，老百姓也对他怨声载道。这样一个没有生长土壤的改革，即使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但怎能逃脱人亡政息的命运呢？事实如此，神宗死后，新法皆废。

当然，王安石变法是失败了，但这批改革者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在那个时代提出一整套富有现代理念的改革方略，并且将其付诸实践，无疑是伟大的。把北宋的灭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所致，也是有失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