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这个名词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是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时间中，医生对不明原因导致的心慌、烦躁、失眠等不适也做出了深刻地研究和广泛地实践。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出现了“木郁达之”这种治疗“郁症”的方法。汉代医圣张仲景的医著《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记载了多种抑郁疾病和症候，如“百合病”者，“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知之疾，而身形如和，其脉微数”，形象地描述了患者的抑郁焦虑状态；又如《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中描述“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与现代妇女更年期抑郁症表现有相似之处；再如小柴胡汤证见：“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或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均与抑郁症相似或相近。清代《程杏轩医案•初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病案：“鲍宫詹未第时，游昆陵幕，抱疴半载，百治不痊，因买舟回里，延予治之。望色，颊赤面青，诊脉虚弦细急。自述数月来通宵不寐，闻声即惊，畏见亲朋，胸膈嘈痛，食粥一盂，且呕其半，粪如羊矢，色绿而坚，平时作文颇敏，今则只字难书------”用现在的诊断标准看，就是一个典型的抑郁症患者的病案。病人因“未第”而发病，说明有其社会文化诱发因素；精神症状明显：兴趣索然、郁郁寡欢，回避交往、疏远亲友、活动很少，而且精神运动迟滞，出现“只字难书”，也就是脑力迟钝、思路闭塞；躯体症状也很明显：“通宵不寐”即睡眠障碍，“食粥一盂，且呕其半”可见食欲不振、纳呆、纳少，且有“胸膈嘈痛”的躯体疼痛不适，“粪如羊矢”为便秘，从“颊赤面青，诊脉虚弦细急”可知病人有阴血亏虚且虚火上炎，因而不难得知病人有疲倦乏力感。从病案记载的描述中可看出已相当接近于现代之抑郁症，可见中医对抑郁病症的认识是久远的。
在失眠初期，我也曾多次向有经验的中医求诊，但碍于中医调理需要的时间较长，无法快速解决失眠的问题，因此便早早开始了西医的治疗。但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医治疗抑郁症的研究和思考。
中医药的辨证论治具有独到的优势，把症与因统一起来，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病变的相互关系和症状的特点，从整体上认识疾病的本质，循症求因，而且讲求治病必求于本。在此基础上，中医在面对具体的病患时，十分注重区分个体差异，而抑郁症的发生发展变化又恰恰与体质因素差异密切相关，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强弱、性格等不同，其临床表现也不同，中医首先要将不同表现的抑郁症病人进行分类，然后再针对其表现寻找对应的脏器进行治疗，谭远亮先生在《浅谈中医治疗抑郁症》一文中详细列举了如下内容，或可作为参考：
痰气郁结主证：精神抑郁，表情淡漠，喜怒无常，悲观厌世，不思饮食，舌苔腻，脉弦滑。本证因气郁痰结，迷阻心窍所致，方选顺气导痰汤加减。药选胆南星、半夏、僵蚕、石菖蒲、枳壳等。
肝郁血瘀主证：多见情绪抑郁，自杀企图，心情烦躁，思维缓慢，运动迟缓，舌质紫暗或有瘀点，脉沉弦。本证因气郁久，血流不畅，痰血停积所致。方选血府逐瘀汤加减。药选：桃仁、红花、当归、川芎、白芍等。
心脾两虚主证：多出现失眠健忘、兴趣缺乏、心悸易惊，善悲易哭，便溏，舌淡苔白，脉细弱。本证因忧思伤脾，生化不足，导致心气与心血两虚。常以归脾汤合酸枣汤主之。药选：远志、酸枣仁、茯苓、门术、人参等。
除此之外，我国传统医学中也极为重视心理活动对疾病病程和预后的影响，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但其思想已贯穿于各种疾病治疗的各个阶段，对于抑郁症的治疗亦是如此。《素问·汤液醪醴论》曰：“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自此，古代医者便开始了对情志疗法的探索。张景岳提出的“以诈治诈”和叶天士提出的“移情易性，澄心静志”应属于此类疗法早期之代表。近来，黄庆元和李建国先生在其《中国道家认知疗法抑郁症35例临床观察》一文中也验证了道家思想在治疗抑郁症中的效果。
除了中医的手段外，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合理的支持也极为重要。在汶川大地震过后，国际心理学家们按照公认的8%的比例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人数进行了预估，然而事后确切的结果证明，在此次灾难后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比例仅为1‰左右，不得不让人相信，中国千百年来传承的思想文化给了后世子孙极大的心理支持。这一结果震惊了各国心理学研究者，即使是心理学届公认的龙头老大——美国心理学会也已经开始了中国寻找东方智慧的旅程。日前正流行起来的所谓正念疗法，便是心理学吸取中国佛教精神内核的产物之一。
综上，虽然抑郁症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概念，而中国目前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所依靠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也来自于西方，但我们也应该相信，中华民族得以千百年来生生不息，自有其伟大的智慧，在抑郁症的治疗过程中不妨回归本心、回归传统，到东方智慧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治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