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本文为钱穆先生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读书笔记，文中观点，仅供参考。
民国史学四大家虽然不分座次，但一般习惯上，钱穆会排在第一。
本书根据钱穆的五场讲座的内容整理而成，时间所限，只讲了汉唐宋明清五大朝，内容也聚焦在政府组织、考试、赋税和兵役等四大话题上。以前读历史，大多局限在战场厮杀的腥风血雨，和宫廷内斗的波诡云谲里。钱老告诉我们，王朝盛衰变迁的背后，制度，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钱穆中国的政权，并非皇家政权，或富人、贵族政权，而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即读书人执政。但历史上的读书人，大多将学问作为变相的资本，竞求登上政治舞台，因而知识分子一直没法成为固化的阶级。且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的臃肿病，也算是科举制度的一个负面作用吧。
5. 兵役###
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而唐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农于兵”。
唐代的府兵制度，到了后期，有勋位在身的功勋士兵，不为荣而以为辱。且府兵服完役无法复原，最终兵源枯竭。
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首都选址是一大原因，但也并非赵匡胤昏庸。石敬瑭卖掉燕云十六州后，北方无险可守。长安已完全荒废，仅有的选择是洛阳，但从开封到洛阳沟渠不通，陆上粮运费用极高，为了省钱而定都开封，这个理由颇为无奈。结果是宋代的兵役是历代最坏的，养兵而不能打仗，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恶性循环。可是虽然连年不打仗，经费上却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于是宋代从始至终积弱不振，被钱穆评价为：“历代中最贫最弱的一环”。
6. 制度###
两个点：一是制度是需要进化和改变的。日子久了，好的制度也会变坏，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应从现实中产生。 制度须不断生长，又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
二是东西方制度差异的一些背后原因。比如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中国传统观念，总觉得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而西方民主制度下，不求贤而求众，因此通过投票选举。再比如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而一向看中“职责”。“主权”的背后，是“自由意志”。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的道义，便无所谓自由。又比如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第一选择都是做官，看不起工商业。西方社会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于是社会上的聪明人都去经营工商业。等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会有争政权的想法。
钱穆还讲到，政治是文化中的重要机构，决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评价一个制度，要以“历史意见”为准绳，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
罗素曾说过：
“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
其实看历史也是。看不同史学大师的著作，也会减少一些对历史的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