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文友
上个世纪的1977年，我从现在的五指山市调到三亚港口派出所工作；一上班，就认识了李克明。那时，他在港口当门卫。门岗归属于派出所管理。李克明个头高挑，长得清瘦，又有点书卷气。我总是觉得，像他这样文化程度相对高的年轻人，让去看大门，是有点屈才了。李克明的父亲是琼纵的老干部，离休多年，已经没有什么官场的关系。他的家庭兄弟姐妹也多。在当时，能有个招工指标，能有一份工作，能进入港务局这样的国营大单位，已经是不容易的了。
年轻时的我们常常在一块玩耍。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港口新扩建的码头边游泳。再有，就是经常在一起喝个茶、聊聊天什么的。
那时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文学写作。当年，港口机关单位里的报纸、信件，邮递员一般会统一交到一号门岗处，再由各单位自行分发或者收件人来自取。我最初学习文学写作，所投出去的稿件基本上都会被编辑部退回来。单位里一些文化素质很低的老民警看不惯我们工作之外的追求，会私自拆看我们的信件。甚至把我们这些爱学习的年轻人当成另类，当成疯子。碰上李克明当班时，他会认真的帮我把信件收好了，然后直接交给我。
年轻时的李克明思想很是活跃，除了写一些文学作品，也写一些关于物理学、天文学某些方面的设想、想法一类的稿件。他甚至把稿件投到国内的某些科学杂志，也寄给国内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我记得有一回，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一个著名专家还给他回过一封信。回信的大意是说明，他在来信中设想的某个科学定律，依照国内目前的科学水平，暂时还无法用试验的手段去验证之类。
李克明父亲的晚年，是在他港口的宿舍里度过的。那时，他的宿舍是一里一外的两间小房。他们一家四口人住里间，已经瘫痪了的父亲就住在外间。因此，这外房间里，总是弥散一股难闻的气味。那时国家太穷。现在想想，一个琼纵的老革命，晚年就那待遇，晚境竟然那么凄惨，还真让人心寒。每次我去找他时，我们就坐在他家拥挤的里间聊天。反正我也是那种不讲究的人！
后来，我给单位办一份《三亚港口报》，只办了二两年，他是积极的支持者。1997年，我应邀参与三亚文联编辑《三亚文艺》（一年后，因为没有经费而中断）。2010年，我再度参与编辑三亚群艺群的《三亚文艺》，2013年自办一个民刊物《三亚湾》，李克明都经常给我投稿。并且一直是个很热心的读者和支持者。
2009年，我的小说集《阿陀朝雨》出书的时候，他显得比我还兴奋，热心的帮助我把书分送给文友，还马上给我写了一个书评。那时，就有文友劝我说，如果要评的话，你也应该去找个有声望的评论家来评啊！可在我这个人的心里，评论者都是平等的。甚至我办刊物时，来稿的作者都是平等的，我根本就不管你什么名大名小，什么什么头衔。说到评论，说真的，我就是喜欢他那种朴实、说老百姓大实话的评法。
梁弼弘和李克明是朋友。年轻时，他们俩人经常在一块玩。认识梁弼弘，还是通过李克明介绍的。我们的共同点是，大家都写作。李是瘦高个，梁则瘦且矮，戴着一付深度的近视眼镜。他模样显得有点旧式文人的落泊像。据李克明说，他是因为糖厂解散之后失业的。那时的三亚镇人口不多，大概一万左右，市区也不大。他租住的房子，离我们三亚港港口的二号门很近。于是，我和李克明空闲时就常常到梁弼弘家玩。
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主要内容是谈一些有关文学写作上的事情。后来，我在创作短篇小说《这期打啥码》时，基本上就是用了他的背景材料。我把这些素材当小说主人翁的背景元素！当然，小说主人公用的不是他的名字。如果你读过我写的这篇小说，就会了解他当年的一些情况。小说完成之后，有天，我跟他说起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他在读过我的小说文本后，说，既然注明是小说文体，我们就不要对号入座。然后是笑着应允了！
1997年，新上任的文联主席邢福泽在主办《三亚文艺》时，梁弼弘也加入我们的五人编辑团队，负责校对和发行。他偶尔也在刊物上发一些民间传说之类的文字。
有很多年，梁弼弘都因为糖厂解散，没有工作，没有接收单位，没有固定的居所。直到了1996年的前后，在邢福泽先生就任文化局长时，才设法帮助他把工作关系转回到了他调去糖厂之前的工作单位——文化局。但他也没有能回去正式上班。因为没有工资指标！而且，他在处理自己工作问题时有点死板，一定要让承办人一次性把所有的问题都给他解决掉。不然就不办！这让几任经办的人都觉得为难。所以事情一直在拖。这也可从中看出他的悲剧性格以及他为人的耿直。这个时期，他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他的妻子蹬三轮车拉货，获取的一点微薄收入维持生活。
李克明后来是调到港口的调度室当了统计员。他的经济情况要比梁弼宏稍微好一点。但他妻子也是来自农村。女人是农村户口，没有工作，只能长年在单位的学校附近摆个小杂货摊，卖小食品、小玩具、小文具之类。有空时，他也去帮妻子的忙。常常见到他手里攥着一把毛票，向一群小学生兜售文具零食等物品。
李和梁，两个人都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低层的人，按城市人均收入的标准计算，经济状况都属于差的。但两人又都是那种单纯、正直、善良，不懂得怎么样去拉关系、去混社会的人。因为两个人秉性、脾气很投合，故，他们常常在一起喝酒，一起纵论世道人生。小酌的地点有时是在家里，有时是在外面简陋的小饭馆。因为经济拮据，他们下酒的菜也很简单；一碟简单的炒菜，一碟小鱼干，甚至一碟花生米。碰上了，他们也会招呼我一起喝。偶尔我也喝一次。但我这人一是不爱喝酒；二是喝酒时会有点挑剔，那下酒的菜太差、酒太差，我也不大愿意喝。
李克明去世时，他的亲属处理丧事的作法很低调，直接就把他的遗体从医院拉回到他崖城的老家。不像我们单位一般人家的作法：在港口宿舍区楼底的架空层给死者设个灵堂，摆放棺木，挽幛花圈。所以，我和他同住在一个港口宿舍区内，时间都已经过了一个星期，我居然还不知道他已经走了。后来，我询问了他的夫人，问他去世的原因？据她说，是因为肺部感染。但他平时嗜酒如命，弄得身体出了问题。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李克明去世以后，我去过几次梁弼弘的家。之前，我去，主要是送一些我们办的《三亚湾》刊物到他家。他对这份民间刊物特别喜欢，每次都会要上十多二十本，热心向他周边的朋友、向文昌作协的文友们推荐。我们在一起说话，一起缅怀共同的朋友李克明，一起感慨人生！只是，时间还不到一年，梁弼弘又突然去世了。这让我无语。也只有感慨人生、人的命运的无常的份了。
在知道梁弼弘去世的消息后，我专门去了一趟他在文化局的家。见到了他的夫人，一只眼睛有点毛病的、矮个子的女人。女人没有什么文化，几十年来就一直靠登三轮车，出卖体力谋生。我按民间的贯例给她封了一点的白事礼钱，然后和女人聊了几句。主要是了解一下梁弼弘去世的原因。据她说是，年初时，梁在吃完晚饭后、看电视时，突然就着说头昏，且吐了，家人于是将他送到人民医院抢救。但没救过来。致死的原因是脑溢血！
人生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人世间的生生死死见得太多，也就麻木了；对周边某个熟人的去世，也没有太特别的感觉。就像看大自然的花开花落、草枯草荣。
我在从梁家回来时，走到我们居住的公寓楼下，突然间就觉得很累很累，于是，在楼下一株树树荫下的长橙上坐了下来。此时，正好是周边小学校的放学时间。一群一群的小学生说说笑笑从我的身边经过。看着走过身边一张张稚嫩的脸，突然就感觉到了人世间一轮又一轮的生命的替代。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我和李和梁应该算是文友。我知道他们生活中有许多不幸，但一切都过去了！这一代人有这一代人的记忆。相对后来的代际，我们五零后这一代人有着太多的艰苦和磨难。但不管是幸还是不幸，都会让人记忆深刻。
李克明和梁弼弘，他们在阳间时是朋友；似乎是有预约，两人几乎就是前后脚去了阴间，时间相差还不到一年。梁弼弘去世时享年70岁多一点，与我国的男性人口平均寿命接近。而李克明去世时才六十二岁，刚刚退休不到两年。享年与我国人均寿命相差要远一些。相隔不到一年，两个文友就这样前后脚走了。都是静静地走，没有惊动任何人！我们这些文友们没有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当然，也没有送他们最后一程。
我和我的这两个文友，在人生后来的这些时段，因为思想上、工作上、经济上的种种差异，平时也有一些来往，但又不是走动得特别近的那种。但我记住了他们的正直、善良、纯真和热情。他们生命的某些痕迹，一直留在了我的心里。两个文友年纪都不算大，就这么走了，想想也觉得可惜。他们的正直善良，对人友善，干干净净，没有沾染到什么邪恶。仅这一点，就值得让人怀念。
当然，他们只是普通的人，生活在社会的低层，像一棵小草。现在，他们可以在阴间相聚了，一起喝喝酒，一起聊聊人世间的种种！悠哉惬意！当然，那是在我想像中的、他们在阴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