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后代。
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赐予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史称为商鞅。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后，商鞅被公子虔指为谋反，战败死于彤地，尸身车裂，全家被杀。
在百度上，我们可以轻松的查到这段资料。而关于其具体的变法措施，在此，不再摘录。
商鞅，这个对于“秦王扫六合”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的“功臣”，其功过是非，两千多年以来，对他的研究、评价，多如牛毛，褒贬不一。有盛赞者，有贬斥者，有折中者。那么，商鞅变法的功过，究竟如何看待？我们需要有更广阔的的视野。这个广阔的视野，就是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其中，特别是关于文化的、政治的层面，尤为值得关注。
政治方面，脉络应该比较清楚。从分封的，松散的联盟，逐渐走向专制，并不断强化。尽管中间有着动荡、分裂，但总体的发展趋势不变。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且，合多分少。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强化专制统治的历史。
而至于文化层面，我们有“崖山以后无中华”之说。这当然不是指中华民族的灭族，而是指文化层面的断层。伴随着“异族入侵”而来的，尽管有民族融合、大一统的趋势，但同时，也有文化的断层和“矮化”。
《易经》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但因其复杂高深，且带有极大的个性特征，即需要个人的“悟道”，方能有所领悟。在此后的岁月中，诸子百家都不能望其项背。因此，才会百家争鸣。各家以“道”为引，各取所需，才成就了百家之说。儒家，讲“人道”，法家，讲“王道”，道家，讲“天道”……这些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继承了《易经》之“道”的某个方面。从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易经》已经如同细胞分裂，被“稀释”了。倘若，我们把中华文化的源头，想象成一棵大树的根基，那么，此后的百家，则是树干，而再有其他各种流派，则等同于树叶。除非我们完美继承，这棵大树，才能由下而上的枝繁叶茂。否则，只会越到枝叶处，越是细小。这样一个例子，应该能让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演变，有了一个比较形象的理解。而每一次“异族入侵”，甚至建立了又一个统一的王朝，则类似于来了一个蛮干的樵夫，野蛮的嫁接了不属于这颗大树本身的枝叶。我们从历史典籍中，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因此，才有学者提出“崖山以后无中华”之说。也就是中华文化被破坏了。
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众阶层的崛起，对精英文化，诸如《易经》、《诗经》、楚辞等文化典籍和文学表达，实在太过高深、艰涩，无法理解，无法企及，才会有市民文化“自娱自乐”的崛起。而这在另一个层面来说，其实就是意味着：在文化普及的同时，精英文化在不断的稀释和矮化。为什么发展到今天，那些古人能懂的文字、意境、含义，我们反而不懂了？如果，我们认同，一个民族的整体智商水平不会因为时间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低，那么我们真的不需要去思考，我们是因为读懂了而不屑？还是因为读不懂而误解吗？事实是，真的不懂。那么，这个不懂因何而来？这就是因为文化的断层和矮化。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无不逐道而行。但自专制王朝建立开始，我们的历史便逐渐“背道”而驰，帝王之术，也可称之为御民之术，只重“术”，而非“道”，没有了道的指引，这不得不说，是商鞅种下的祸根。
商鞅，是一个“歪门邪道”之人。为何？在先秦时期，前文已经说过，诸子百家，逐道而行。商鞅，是属于哪一家，那是后人根据其行事，给了他一个法家代表的称呼。但显然，他的所作所为，与求“王道”的法家不符。王，三横一竖构成，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贯通天、地、人，这就是天、地、人都要归“王”管的不二哲学。但其根本并非是管，而是只有贯通天地人的“道”，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王。这就是我们传统的精髓所在。所以，叫“内圣外王”。这是对王者，从定义上、定位上的要求和束缚。不贤者不能为王。这便是“王道”的核心要义。但商鞅则完全背离了“王道”的要求，转而以“国富民强”，“逐鹿中原”，作为“王道”之所求。用功利的现实的结果，取代了文化的，精神的内涵。而且他还成功了。他的成功的土壤，就是大秦。边陲之地，虎狼之师。毛主席有句名言：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在生存危机的边缘，文化不值一提。六国遭拒，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些君主没有雄图大略，也可以理解为他们好逸恶劳，贪图享乐，居安没有思危。但我们恐怕更可以理解为，商鞅的“离经叛道”为他国君主所不容。而秦国则不然，秦国的岌岌可危，令秦孝公异常不安、焦虑。一个不受待见，随时可能被消失的诸侯，病急乱投医，搏一把的勇气，最终战胜了对“王道”的坚守。转而接受了商鞅这个“异类”。
我们凭什么说商鞅是异类？那就看看他的具体措施，是如何激发人性之恶的。商鞅挖掘了人性内心深处的黑暗面，你想要出人头地、高官厚禄，那你就在战场上砍下敌人的头颅。你内心恐惧，趋利避害，那你就要告发作奸犯科，不然就要“连坐”。你贪图安逸，不愿动荡，那就用户籍、田地给你以稳定。而至于严刑峻法，也一样是在利用人性之恐惧。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商鞅变法，就是此句的生动证明。而在充分利用人性之恶的另一面，便是所谓的“长治久安”，“虎狼之师”，“国富民强”。一个用人性之恶的尽情释放，换来的国家强大的局面。我们会被那一刻的成就迷惑了双眼，但是如果时过境迁，两千多年之后，我们还无法看穿其本质，这是莫大的悲剧。
商鞅变法，为后世的专制统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更是对先秦文化的一次巨大叛逆。而秦国的成功，更是以功利的现实的结果，给“愚忠”，“执着”于“道”的诸子各家，以巨大的讽刺。汉代以降，各家逐渐消失，不仅仅只是那些派别不适合专制统治，更重要的，是对道的追求，与专制统治，根本水火不容。因为，专制，既不符合王道，也不符合人道，还不符合天道。与先秦文化，发生了完全的背离。至于以后的外儒内法，那只不过是异化的“儒家”和“法家”的杂交品种，已经算不得“根正苗红”的传统。
商鞅虽死，其法不灭。从商鞅变法开始，中华民族文化的异化、矮化，便已开始。走入近现代以来，我们屡屡批判传统文化，更确切的说，其实就是在批判专制及其庇护者：被异化的儒家文化。在董仲舒罢黜百家以后，直到王阳明，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涵，早已经被破坏殆尽。我们哀叹世风日下，我们哀叹人心不古，我们哀叹道德崩塌，我们批判传统害人，但我们却始终没有搞明白，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历史发展的脉络。当人性之恶被激发之后，在专制统治的千百年以来，人性之恶，始终在绵延不绝，没有得到有效的、决然的抵制和终止。因为，法治缺失。因为“伪道”横行。而其祸端，便在商鞅。其法，严峻，并非法治。其道，歪邪，并非正道。其果，只为统治服务，而并非人民。所谓国富民强，无非是国家利用民众的人性之恶，与民争利，从而富强。那个强字，不但可以理解为强大，还可以理解为“强梁”。我们无法相信，告密、背叛、作战胜利了还要砍去别人的头颅、耳朵、鼻子的强大，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强大，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真是“强梁”的作风。如果我们仔细去分辨，商鞅变法，所谓的功，无一不属于统治者。而过，则无一不是对民众的灾难。因此，其变法，又有何歌颂之处？尤其是对于一个普通民众。
翩翩君子，温润如玉。这便是先秦之“道”教人的道理。即便为君为主，也要“道之以德”，爱护子民，贯通天地人三道。何曾有过这么面目狰狞，偷奸耍滑的君主？又何曾见过将“愚民”、“弱民”、“疲民”作为御民手段，且沾沾自喜的君主？之所以如此，无非是为了驱民，便于统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