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级 社会学系 李旋 05356062
【论文摘要】近来年，“和谐社会”的思想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囊括了经济、政治、生态、社会等全方位发展的理念。但其中最主要的仍然是社会的和谐，而社会的和谐无可否认是必须建立在收入分配均衡的基础上的。本文正是一篇旨在探讨影响当今中国居民收入因素的文章。本文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利用2003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工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选取“先赋性与后致性”两组不同的参数变量，其中，教育程度、年龄、政治面貌是代表后致性的三个因素，父亲的教育程度、父亲的政治面貌是代表先致性的两个指标，参考明瑟方程建立研究中国居民收入模式的通径模型。通过本文研究，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收入随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的发展趋势；政治面貌对收入呈现弱相关性影响；代际传承仍然是影响子代收入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各因素对收入影响力的显著度分析，本研究最终得出中国处于“偏开放性社会”的基本判断。
【Abstract】In the recent years, the \"harmonious society\" has been carried out step by step in Chinese society.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a full concept including economic, political, ecolog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 balanced distributing system of incom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which impact the income most in today's Chinese society.We make use of the data of 2003 CGSS to carry on statistics analytical by Metered method. We set education, age, political feature to be the acquired factors, and father's level of education, political feature to be the congenital factors. We then compare these factors to make a conclusion that which group impacts the Chinese society most.According this research, we find: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s the decisive factor which influences residents' income。 with the growth of age, the income trends to be pour the U type。 The political feature presents weak relativity influence to the incom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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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still influence the income of new gen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zing above, we set a conclusion that China is an open society in social mobility.
【关键词】：教育回报率；经验回报率；政治资本；收入。
【Key Words】Return on educate capital, return on experience capital, political
feature,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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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引言
<一）背景 <二）理论回顾
1、帕森斯的教育功能论 2、西方人力资本理论 3、文化资本理论
<三）理论假设
二、当代中国居民收入影响的模型分析
<一）因素筛选
<二）影响收入的线性回归模型 <三）通径分析模型及结果 <四）影响收入因素的通径分析方程 <五）通径模型的检验——P检验
<六）影响收入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分析
三、影响收入因素的分析小结
<一）教育程度与收入的关系 <二）政治面貌与收入的关系 <三）年龄与收入的关系 <四）代际传承与收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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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论
五、 参考文献
一．引言 （一）
背景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国民的收入分配问题一直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更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但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人情”与“血脉”的传统国家，以至于我们在对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中，除了关注由人力资本积累引起的收入差异之外，更不敢忽视教育、政治资源等的代际传递所引起的收入的代际流动的影响。
社会学关于收入与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源起于先赋性与后致性理论。基于此，社会学家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操作性假设：<一）、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这个社会就是封闭型社会；<二）、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如自己学习得到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等），这个社会就是开放型社会。
而我们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选取“先赋性与后致性”两组不同的参数变量，分析这两组主要变量对收入影响的显著度，对中国处于偏封闭性社会或偏开放性社会做出基本的判断，并由此建构起影响收入的基本模式。 （二）
理论回顾
社会学关于收入获得的研究范式，源起于先赋性与后致性理论，而在此方面做出最实质性贡献的当属美国的布劳与邓肯。他们在1967 年出版的《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以“16 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为先赋性变量<继承性因素），以被访问者(年龄在20-64 岁的男性，N = 20700> 获得的“受教育水平”、“初职职业地位”和“目前职业地位”为自获性变量<后致性因素），并以邓肯发明的社会经济指数量化了父亲与被访问者本人的职业地位，以路径分析递归模型计算了各个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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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目前职业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家庭背景<父亲的职业与受教育水平> 给美国男性的职业地位获得以显著作用，但在比较了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作用力的强弱后，他们解释说，美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因为在决定美国在职男性社会地位获得的因素中，由个人努力所达到的“受教育水平”要比来自于“父亲职业地位”的作用更强。基于此，布劳和邓肯将他们的研究结论推广为：越是工业化社会，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就越弱；越是传统型社会，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就越强。但即使如此，在美国这样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的西方市场化国家，来自于父亲的先赋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仍然具有虽然微弱但却显著而直接的影响。
自致因素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似乎已成为工业化社会的普遍逻辑，与此同时，教育则是被公认为用于测量自致因素影响力的最佳角度。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说是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共始终的。而教育功能问题也是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教育程度与劳动力的收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是否存在着教育程度上的差异，这始终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所在。在漫长的教育发展历史中，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时代的人们从自己存在的实际条件出发，提出对教育功能的理解，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教育功能观。
范式一、帕森斯的教育功能论
在教育社会学的视野中，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 -1979>较早表达了对教育功能取向的了解。他在《当代社会制度》以及《作为社会系统的学校班级》这两个作品中，赋予了教育两种基本的功能，即社会化和选择。前者是指学校班级具有培养儿童个性人格，使其在动机和技能方面都胜任成人角色的作用；后者则是指学校班级同时也是人力分配的机构。帕森斯的出发点是，一个社会系统总是包含对一个价值文化系统的内化。必须通过对价值取向的建构与重构，或将价值取向的变化有效地转化为新的实践，以此保证其社会实践与普遍的价值取向相适应。因此，必须要有连接社会系统与文化的社会过程，而人的社会化过程在此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据此，帕森斯进而提出：教育是满足这一社会化功能的一种理想工具，是与日益分化与进步的社会中人们的期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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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因为教育的分配将随之被有效地合法转化为个人能力、成就、地位、财产的分配，从而确保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稳定。 范式二、西方人力资本理论
由于教育被经济学家们视为一种投资，认为学校教育的生产价值在于它是未来进行生产、获取收入能力上的一种直接投资。当代西方人力资本论的奠基者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1964>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中，明确地肯定了教育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作用，甚至特别认为教育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人力资本理论也由此被认为是用于解释“教育与收入关系”最著名的学术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包括：<1）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表示，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而形成的，像土地、资本等实体性要素一样，在社会生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2）在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投资是非常关键的。舒尔茨指出，区分消费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支出，无沦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很困难的。但大概可以将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划分成几种，包括营养及医疗保健费用、学校教育费用、在职人员培训费用、个人和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等。这些投资一经使用，就会产生长期的影响。<3）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而且是一种投资回报率很高的投资。舒尔茨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与其他类型的投资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很高。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主要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生产力三要素之一的人力资源显然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具有不同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资源。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带来的产出明显高于技术程度低的人力。
范式三、文化资本理论
但是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功能理论保守倾向的凸现，它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不同理论的批判和修正。在西方社会，理论界越来越多地从冲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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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考察教育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经验研究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和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对法国社会的研究。在《继承人》中他们对学生在学校的升学和学业成功中的社会不平等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这些不平等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文化机制，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学业成功的不平等绝对是个体间固有的、天生的不平等的反映，学校则是把实际的不平等转变为能力的不平等的机制，从而使个体等级化得以合法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资本的传递，而这种传递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形成的惯习。
布迪厄特别重视精英文化圈和教育的关系。他指出：真正能确立最具合法性文化形式的是精英文化生产圈子，而大学则是精英文化的最重要尊奉者，因为比起大众文化生产圈来，大学更重视有限范围内的专门文化生产。在与有限文化圈对知识合法性的争夺中，大规模的大众文化圈处于下风的位置，大学掌管着文化尊奉的最可靠的符号。换句话说，越受大学教育体制的承认和重视，个人的文化也就越具有正当性。
布迪厄同时关注不同的家庭在文化资本的拥有上的差异。他认为：那些从小在家庭中继承了丰富文化资本的人，在学术市场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学业成就，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另外，那些从小就从家庭中习得了较多统治阶级认同的价值与“惯习”的人，在求职和晋升中其“惯习”、“品味”更容易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这样，个人家庭的文化资本就通过社会化教育、学校教育、社会赏识这样一个传导与作用机制最终影响到个人的地位与收入。
西方学者所作的研究给我们的启发是，无论教育是否对社会收入平等化做出贡献，但教育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文化资本，对提高个人收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家庭的文化资本通常也被用作中间变量，用于分析家庭背景对教育的影响，由此测量收入的代际流动。
国内关于收入分配的经验研究并不少见。国内的许多学者也都对中国的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蔡增正，1999；都阳，2001，樊明，2002；叶茂林等，2003；李实等，2003；侯风云，2004；李雪松等，2004；齐良书，2005；张车伟，2006），他们运用不同的方法集中于研究教育在中国的市场回报。目前大多数关于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研究都集中于正规教育，对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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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年龄、工作经验的回报的研究甚少。
但在西方，以明瑟 (1974-1991>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将工作经验也纳入到人力资本当中。著名的明瑟方程就用于证明经验和教育一样，都是促进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那么，在中国，工作经验的回报率对收入的影响是否明显？而在中国，工作经验通过何种变量体现出来呢？通过对中国现实的回顾与考察，我们得知：以年龄和工龄为代表指数是用于衡量中国员工经验回报率的最优选择。
改革以来，许多企业把职工工资分为岗位工资和工龄工资。岗位工资是按职工现实劳动分配，企业支付给职工的是劳动价格，工龄工资又称年功工资，是企业按照员工的工作年限，即员工的工作经验和劳动贡献的积累给予的经济补偿。这就说明，职工过去的劳动价值没有全部支付给职工，有部分剩余价值形成了企业的新资产。国家把这份新资产以工龄的形式分配给职工个人占有，因此职工过去的劳动还可以参与分配，而且可以享用一世。20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是实施基于年功薪酬模式的典范。年功工资的假设是：服务年限长意味着工作经验多，工作经验多，业绩自然会高；老员工对企业有贡献，应予以补偿。实施工龄工资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励员工对企业忠诚，就员工本身而言，员工如果真正对企业表现出忠诚，其必定有一定的精力和时间的付出，员工对企业忠诚必然会丧失一些在其他企业获得更高报酬的机会。工龄工资是企业给员工忠诚的回报，也就是说工龄工资是忠诚的支付形式之一。
而在对中国居民职位地和收入获得的研究中，许多研究将“政治面貌”引入回归模型的路径分析中，结果发现：党员资格的取得，使党员有更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边燕杰和李煜,2001>。
该研究中提出，在再分配体制中，政治忠诚和政治身份是获得权力以及其他地位的重要因素。那些在再分配体制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人，为了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的再生产，会有更多的动力帮助、支持乃至干预其子代获得党员身份；而那些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为了改变社会地位的状况，也会争取获得党员身份，但与那些优势群体相比较，他们在这种影响力竞争中可能处于劣势。
一种特殊的情况是：对于技术精英来说，政治身份常常是地位获得的因素之一，而不是惟一重要的因素；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教育可能也是重要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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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一个以再分配体制为主的制度环境中，政治权力构成了资源占有的重要基础，政治机制成为资源分配的主要机制。因此导致：一方面，政治身份对于人们的地位获得具有重要作用，代际之间的地位继承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干扰。另一方面，教育成为人们获得某些社会地位的主要影响因素，教育的普遍主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同时，教育获得与父代地位的紧密联系又使得其具有代际间地位再生产“中介”的性质，导致这种再生产呈现出“间接”的特征。 （三）
理论假设
鉴于已有的理论成果及其存在的不足，本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将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成先赋性与后致性两组变量，形成了以下5组操作化假设：
假设1——工业化假设：教育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中国国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
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获得，将主要取决于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例外，特别是个人获得的“受教育程度”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起绝对的决定性作用。
假设2——政治资本弱化假设：政治面貌对收入呈弱相关性影响
在改革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阶段，中国也是一个层级化社会，但改革开放后，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收入获得的影响因素随之变化。在以前，党员身份作为一种身份标签和政治资本，为个人升迁带来显著的益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政治身份对升迁的影响逐渐减小，对收入的提升虽然仍有帮助，但呈弱相关性。
假设3——经验回报率弱化假设：年龄对收入呈弱相关性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工龄积累成为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而如今，我国的工资制度建立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总的分配原则基础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资制度的一系列原则和具体政策，这使得工龄所代表的“资历”对收入的影响作用呈现弱性相关。同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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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受劳动力生理因素、精力的影响，工作精力在一定时间内上升并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年龄与收入之间的“倒U型”相关模型。
假设4——收入代际传递弱化假设：父代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对儿子的收入呈弱相关性影响。
在现代社会，来自于家庭背景的影响虽然微弱，但也应该与传统社会一样具有显著性。父代积累的社会网络和职业地位，仍对个人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本文以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为操作维度，认为：相对于低教育程度、非党员的家长，高教育程度、有党员政治身份的家长在儿子成长过程中更重视其受教育的情况以及更重视培养儿子的“教育有用观”，更重视发展儿子的党员身份。
综合以上几组假设，我们对影响现今中国国民收入的因素进行相关性累加，对比得出最后一组假设：
假设5——现代社会假设：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个人在生命过程中的后致性因素已经取代先致性因素，成为影响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 当代中国居民收入影响的模型分析 <一）因素筛选
本文的分析数据来自《2003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工程》所做的社会调查资料，该部分的调查资料所访问的对象仅为城镇人口。为方便检验研究的假设，本文选取了以下变量，构建研究模型：
后致性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政治面貌<是否是共产党员）。对年龄、受教育程度的研究被用来考察人口或个人的具体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它们通常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政治面貌则被用来考察政治影响的重要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其次，将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与其收入情况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在基础明瑟收入函数中加入工龄变量的高阶多项式来提高收入函数的拟合优度。
先致性因素——考虑到代际流动的作用，同时加入该个体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作为自变量，分别考虑其对子代的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产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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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对变量的具体介绍如下：
受教育程度——这是一个间距变量。本文使用“最高受教育程度”来度量父子两代的“受教育状况”。这是因为，文凭是一个相对固定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指标，而社会也以此标定人力资本的高低。同时，又将“最高受教育程度”以受教育年限的方式表达出来，其中：
0年——未受过任何正式教育； 6年——小学教育程度；9年——初中教育程度；
12年——高中、中专、技校等教育程度； 15年——大专教育程度； 16年——大学本科教育程度； 16年以上——双学士、研究生即以上受教育程度；
而在我们研究教育代际传承的影响力时，为方便统计，我们将“0年”定义为文盲，“6-9年”定义为初等教育程度，“12年”定义为中等教育程度，“15年及以上”定义为高等教育程度。
政治面貌——党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中国人身份和政治地位的指标。很多研究已经表明 “党员”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人们职业地位流动发生作用。在数据分析中, “党员”赋值为“1”，“非党员”赋值为“2”。
年龄——年龄是工作经历的代理变量。虽然年龄包含人力资本的涵义，但也有其他一些解释，因为中国过去有关收入的行政安排主要是按照工龄进行的；另一个控制变量是有关个人工作精力的投放，这被我们认为是影响业绩工资的重要成分。
“个人收入”被定义为一个连续变量，在测量教育收益率时采用以人民币作为单位的年收入变量。
<二）影响收入的线性回归模型
根据上述我们对影响因素的筛选，初步建立起影响收入的基本模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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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影响收入的研究框架）
正如本文在理论文献回顾所做的分析一样，多数研究在解释人力资本对于收入的回报时，通常会采用明瑟方程的形式进行说明。
明瑟方程的函数形式如下：
Ln (y> = f (X, ε>
在方程式中，被解释变量ln (y> 代表的是对数收入，X是反映人力资本的一系列变量，我们将其他一切没有包含的变量和不可观察的因素纳入到残差项ε中, 且假定 E (ε/ X> =0，这也就意味着假定残差项关于解释变量的条件期望为零。
在明瑟方程的解释变量中包括两类变量，一类是人力资本变量<包括教育和经验）；另一类是既和人力资本相关又和收入有关的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选取对于明瑟方程的估计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一些因素比如说能力既能够对教育和经验产生影响，又能够对收入产生影响，而在我们的模型中又因为它无法观测而不能纳入到我们的解释变量之中，这个时候能力进入到残差项ε之中，方程中 E (ε/ X> =0的条件不再能够得到满足，此时再估计教育和经验的回报时可能会因为重要变量的遗漏而得到有偏的结果。这时，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选择一些适当的控制变量来控制遗漏变量的影响，从而得到渐进无偏的估计结果，另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寄希望于回归时误差相互抵消从而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
参照明瑟方程, 本文采用了如下的线性方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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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Y=子代的收入的对数，X1=子代的教育年限，X2=子代的政治面貌，X3 =子代的年龄
X4=父亲的教育年限，X5=父亲的政治面貌。β代表标准化回归系数，ε代表误差。
<三）通径分析模型及结果
前面我们简单介绍了我们所作的影响收入的基本依赖模型，接下来我们利用STATA分析软件，对所掌握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在分析中，我们采用路径分析(PathAnalysis>方法，对前述基本假设进行了显著度分析与P检验，得出最终的通径分析模型<图2）：
<图二：影响收入的通径分析模型）
<四）影响收入因素的通径分析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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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径模型的检验——P检验
为了更好地确定自变量与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我们对各变量进行P检验。通过对t分布做P检验，H0假设认为自变量与收入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当P>0.05时，我们接受H0假设；反过来，当P<0.05时，我们拒绝H0假设，认为该变量与收入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对本文各自变量所做的p检验结果如下<图3、图4）：
<图三：直接影响收入因素的P检验）
<图四：间接影响收入因素的P检验）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子代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与其收入存在线性回归关系 14 / 24 的二次项关系<此时P=0.012<0.05）； 3、父亲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与子代的教育程度存在线性回归关系 <图五：影响收入的通径模型分析结果） 三． 影响收入因素的分析小结 上文利用通径分析方法，分别对收入影响依赖模型中各影响因素对收入的直接、间接影响及其总体作用进行分析，所显示的党员身份效应和教育程度效应、工作经验回报效应表明，在市场化过程中，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回报都呈现正相关，其结果给我们以下提示： <一）教育程度与收入的关系 在通径分析模型中，根据通径系数可以判断：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的最显著因素，且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受教育者的实际收入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而不断上升。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分层解读，以教育年限为自变 15 / 24 量，分析收入随教育年限上升所呈现的上升幅度，得出下表： 子代的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400003500030000250002000015000100005000034527.2734527.27年收入（元）21655.5715901.7321655.5711932.511301.3515901.737138.3616431.311301.3511932.57138.3616431.36-小学9-初中15-大专0-未受过正式教育12-高中、中专、技校16-本科年收入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年）<图六：子代的教育年限与收入的关系图） 这证明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设：工业化假设，即教育已经成为影响当今中国国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我们考察受教育程度在组成结构上的差异<如图七）。 子代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分析2000180016001400人数（人）≥18-研究生及以上18421842180618062000180016001400120010008006004003030上120010008006004002000学育中专小教初校15-大16-本科专、技式6-9-及以810810257257757757186186人数人数2000正过中、中受12-高受教育年限（年）<图七：子代受教育年限的频数分析） 从频数上看，子代的受教育程度呈现“倒U型”的分布，这说明相比之前“金字塔型”的国民教育程度分布，有了较大的改善，也意味着实施多年的九 16 / 24 ≥18-研0-未究生年义务基本教育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从而改善了受教育年限中间段的分布频数。齐美尔依据心理学的观点解释了文凭的价值。他认为文凭在现代社会中就如同货币一样，是理性的、有目的行动的最常见的表达方式，他们都是纯粹的符号，具有不可缺少的应用价值。所以，我们在这里将这种对文凭的追求理解为是人民思想和行动增长的结果。 同时更不能忽视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对于教育的投入成为可能，也意识到了教育对于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教育改变命运的观念正深入植根，中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升。 另外，从图中的数据看，教育是引发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城市收入分配的变化可以被认为是通过新兴劳动力市场来反映和区分职工才干和技能的分配变化。因此，这就使得人力资本理论更适用于解释中国经济领域中教育与收入的关系。 <二）政治面貌与收入的关系 在通径分析模型中，虽然政治面貌的影响力远不及教育程度，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政治面貌与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为了检验本文关于政治面貌与收入关系的假设，我们做出了下面的表格： <图八：子代的政治面貌对收入的影响情况） 这一差异具有统计推论意义。与非党员相比，党员的收入高出约90%。从理论回顾中，我们可以得知：政治资本的两个测量指标是中共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前者标志个人的政治归属，后者表明在经济组织中参与或影响分配决策的能力。在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干部多数是中共党员，其政治资本基于职权，也包含职权派生的政治影响。这为我们解释政治身份对收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嫁接的桥梁。西方新经济制度学派的所谓“专家治国”的思想，正体现了拥有 17 / 24 某种资本的人更有可能在经济中获得优势地位。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仍然渗透着现今开放的社会制度。计划经济所代表的权利经济，培养了一批权力知识分子。各级行政和经济组织都被赋予一定的行政级别，不同的行政级别意味着控制的资源不等，意味着在获取资源时的不同谈判能力。进入一定的组织就预示着你可以拥有一定的资源控制和调配能力，尽管这些资源在名义上并不属于你所有，但是它却由你分享或支配。因此，个人的收入与社会地位与其所在的组织机构有密切关系。中国城市的“单位制”就是如此。组织资源的获得并非完全按照能力原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它奉行的是政治忠诚原则。除以教育文凭之外，政治凭证对进入中国的行政管理位置<提供真正的权力和特权的位置）具有决定意义<魏昂德，2002）。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治归属是一种能够系统干预流动过程的无与伦比的力量，而另外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的进行，党在强调教育水平和职业能力的同时，会在政策作用中培植出具有政治权利的知识分子。可见，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并不一定对具有干部身份的人的收入优势构成负面影响。在国有单位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由于政治可靠或个人资质，单位偏好于提拔具有党员身份的工作人员，认同于这种政治归属感，党员可能继续占据较好的工作位置，而干部凭借其权力和组织资源继续保持收入优势。而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各类官员可以利用政府赋予的管理市场的经济权力以及社会的、政治的人际关系网络，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兼职”、权力寻租等方式来获取收入。 <三）年龄与收入的关系 根据通径分析模型，年龄与收入并不存在着线性关系，但年龄的二次项式与收入之间却是线性关系。具体的影响如下表： 18 / 24 收入（元）12000100008000600040002000020-3030-4040-5050-60岁岁岁岁岁元收入（元） <图九：收入随年龄增长的变化趋势） 从上图可以看出，人均年收入在30-40岁的年龄组中达到最高点，这符合本文对年龄—收入关系呈“倒U型”的假设。这是由于受到劳动力的生理特征的影响，在进入中年之后，个人的体力、精力开始下降，在工作方面的投入会逐步减小，影响了收入的继续上升。但正如我们在文献中所说，中国的工资体制也分为岗位工资和工龄工资两部分。而年功工资是按照员工的工作年限，即员工的工作经验和劳动贡献的积累给予的经济补偿，因此，随着员工年龄的增长，工龄随着积累，工龄工资逐步上升，所以由于年龄带来的工作精力减少并没有使个人工资出现大幅度的降低，工龄工资的递增弥补了业绩工资的下降。同时，进入60岁以后，由于退休工资的发放，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职工原有的收入水平。 <四）代际传承与收入的关系 然而，就此得出中国城市收入差距是由精英阶层造成的结论未免显得过于草率。尽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每个人在教育方面的投资额是个人所作的理性决定，然而在中国人们能否自由并理性地自主选择教育投资额是一个问题。这就引起了对中国受教育机会问题的关注。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必须考虑到社会环境、教育资源分布、特别是家庭环境对教育机会获得、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的影响。无论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还是在再分配经济社会中，相当多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同社会群体政治经济利益的影响。因此，在对教育变量进行解释时，应该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 19 / 24 实证研究显示，在中国，家庭背景与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本文研究的父亲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对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从我们的通径模型中可以得到检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政治面貌对子代的教育程度呈现出正相关的影响力，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3647378、0.0991598。这些结果表明，在中国父母的教育背景和政治背景影响着受教育机会的分配而使收 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儿子教育程度的影响150010005000文盲初等教育程度中等教育程度高等教育程度文盲621471620初等教育程度753134927157中等教育程度50390220386高等教育程度21957317817916001400120010008006004002000文盲初等教育程度中等教育程度高等教育程度文盲初等教育程度中等教育程度高等教育程度入日益变得不平等。 <图十：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儿子教育程度的影响） 从上图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在中等、高等以上的父亲，其子代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几率相对较高分布曲线呈现上升趋势，而只有初等教育程度的父亲，其子代受初等教育程度的比例最高，之后呈现下降趋势。 父亲的政治面貌对儿子教育程度的影响4000人数20000中共党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中共党员文盲702507初等教育程度434132211434中等教育程度50491293504高等教育程度41671874641625002000150010005000中共党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中共党员民主党派无党派<图十一：父亲的政治面貌对儿子教育程度的影响） 20 / 24 从上图可以看出，相对于父亲是有党籍人士，父亲是无党派人士，其子代的教育程度在中等以上的比例较小。父亲是中共党员的子代，在受中等及以上教育程度的频数达到顶点，比例达到67.5%，而父亲是无党派人士的子代，受教育程度的最高频数出现在初等教育阶段，比例为49.1%。 之所以父亲的教育会对子女的教育和学业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将其归功于由于父亲的教育代表了其自身对教育价值的认识，因此教育程度越高的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和学业看的越重要，也即这是家庭与高校联合生产的结果。学业成就越高的家长更加意识到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会在多种场合通过“呼声”督促其子女的努力学习，以此帮助孩子建立学习的动机与能力。当然还有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父母亲的教育程度越低，其家庭收入也有可能越低，那么其子女面临更大的财政约束，不得不将学习时间用于更多的勤工俭学上，从而影响了学业。只是由于本研究所用数据没有家庭收入方面的变量，因此无法很好控制相关方面的影响。 扩大到政治资本领域，也是同样的情况。正如边燕杰在研究中提出，在再分配体制中，那些在再分配体制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人，为了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的再生产，会有更多的动力帮助、支持乃至干预其子代获得党员身份；而那些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为了改变社会地位的状况，也会争取获得党员身份，但与那些优势群体相比较，他们在这种影响力竞争中可能处于劣势。这种解释在本文的研究中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其中在模型检验中，父亲的政治面貌对子代政治面貌的影响通经系数为0.082023，而接下来我们做了对父亲的政治面貌与子代是否为党员的检验，也表明：父亲为共产党员时，子代为共产党员的比例较大<如图十一）。 <图十二：父亲的政治面貌对儿子政治面貌的影响） 21 / 24 <图十三：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儿子政治面貌的影响）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政治面貌的影响100.00%90.00%80.00%70.00%60.00%50.00%40.00%30.00%20.00%10.00%0.00%比例50.00%0.00%初等教育程度文盲中等教育程度高等教育程度文盲无党派81.25%79.70%82.50%83.50%79.70%子代的政治面貌共产党员18.75%20.30%17.50%16.50%20.30%初等教育程度文盲中等教育程度高等教育程度文盲初等教育程度中等教育程度高等教育程度 从图中可以看到，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儿子的政治面貌影响并不明显。所以，实证结果拒绝了假设三，即父亲的教育背景并不正向显著影响其子女在政治上的追求，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而通径模型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代政治面貌的影响系数为负。这说明父母教育和子女在高校中的政治追求相关性比较小。 四． 研究结论 至此，对本文的几组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如下： 1、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的决定因素 2、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呈现倒U型的发展趋势 3、政治面貌对收入呈现弱相关影响 4、教育、政治面貌的代际传承影响着子代的教育程度，从而间接影响子代 22 / 24 收入 5、父亲的政治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子代在政治上的追求，但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代的政治追求不产生显著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对最后一个假设进行检验，得出：先致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共同作用影响着当代中国国民收入，但总体而言，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力较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一个较为开放性的社会。 参考文献 [1]钱民辉.教育社会学[M].第3次出版. 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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