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分析

汪雪;葛幼松

【摘 要】综合应用空间统计分析和探索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山西省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和动力机制.结果表明:虽然相邻县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呈现集聚格局,但自2000年以来其经济集聚的增长格局表现出显著的跃迁特征并且演化趋势不明显.这反映了影响山西省县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动力机制存在着结构性缺陷,而且不利于不同聚类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新老中部崛起规划交替之际,关于县域经济空间布局和驱动力的研究对于上一轮规划的效果反馈和新一轮规划的实施修正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随着一系列重大国家级战略相继将山西省纳入其中,山西省在中部崛起实施战略中积累的经验可以作为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的前车之鉴.%The paper has conducted a research on the county economy in Shanxi Province by the methods of spatial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regression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though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ies proved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but since 2000 the economic agglomeration spatial pattern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trans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trend was not

obvious.This reflects the dynamic mechanism that impacts the economic layout has some structural defects,and it does not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of county economy in Shanxi Province.In times of the new and old alternation of China's central region rising planning,for the feedback of the last round plann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ound planning,the research on space layout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regional economic has a strongly practical significance.In recent years,a

series of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 has included Shanxi Province,then the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of Shanxi Province from the central region rising strategy can be a lesson when it responds to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期刊名称】《地域研究与开发》 【年(卷),期】2018(037)001 【总页数】6页(P31-35,40)

【关键词】县域经济;空间相关分析;空间格局演变;中部崛起战略;山西省 【作 者】汪雪;葛幼松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210000;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2100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127 0 引言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的重点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域发展不均衡的态势持续增大。进入21世纪，在众多调整区域发展的国家级战略推动下，区域差异、区域空间关联和相互作用等作为区域经济学、城乡规划学和城市地理学等学科的热门研究问题而受到重视[1-7]。总体来说，相关研究经历了以下的转变：在技术手段上，由传统的侧重于经济变量静态测度的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算法转变为以动态的经济空间结构变迁

视角来探究地域差别，如空间数据探索分析等；在研究区域上，从集中研究沿海发达地区转向开始关注欠发达及边缘地区；在研究尺度上，由较大尺度向中小尺度转变，随着国家和地方数据库的完善，从关注省域和地市层面逐渐细化为对县域经济差异的研究[8-10]。

为促进我国中部地区的发展，国家出台了中部崛起战略实施计划。中部地区的发展一直落后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比其优势也并不突出。虽然中部六省(河南、山西、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区位优势明显、资源丰富，但受多种要素的限制，出现了所谓“中部凹陷”。在第一轮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众多约束型要素中，中东部差异主要表现在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上，县域经济基础脆弱成为重要的制约因子。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投影往往表现为失衡的分配格局，研究县域经济差异化布局的演化和动因有助于建立发达县域与落后县域的经济成长传递机制，经过相互作用达成不同类型县域的共同发展，从而促进更高层面区域经济利益的协调[11-12]。 山西省是中国所辖县域较多的几个省份之一，尤其是作为“中部凹陷”地带的欠发达省份，面临的发展局势更加严峻[13]。虽然在山西省人口和土地数量中占据很高比例，县域的经济贡献度却明显靠后，夯实全域经济基础和解决转型难题的关键是发展县域经济。山西省境内生态基础、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乃至经济社会状况显著的差距致使各县域的经济布局具有较大的不均衡性[14]。改善县域经济滞后的现状需要研究县域经济要素空间格局的演化，解决县域内经济转轨和县域间经济联动的问题，完善驱动力促使经济聚类合理布局。因此，本研究从机理变迁、集聚与离散趋势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定量分析山西省县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和驱动机制，并对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建议。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变异函数模型。变异函数是一种延迟单调函数，能够同步显示区域化变量的

随机特征和结构特征[15]。变异函数的主要参数有块金常数、基台值和变程，分别表示区域化变量的随机幅度、变异强度和作用边界。半变异模型的确定需要代入采样数据进行拟合。

1.1.2 空间自相关系数。空间自相关系数揭示了相邻的地域单元对相同特性的关联水平，研究空间关联性的指标有全域空间自相关系数和局域空间自相关系数[16]。一个取样单元与其相邻单元某特征值都较高的情况称作空间正相关；反之，称为空间负相关[17]。

1.1.3 回归分析方法。回归分析方法是定量研究变量之间关联机制的一种有效手段，主要通过确立预测要素与响应要素间的关系函数来实现。利用这种统计分析工具对影响因素进行多轮回归和检验筛选后，最终能够建立要素间的优化回归分析模型[18]，用以综合估测多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 1.2 数据来源

截至2016年底，山西省县级行政区域包括11个县级市、23个市辖区和85个县。基于数据的易获取性和完备性，经过归并地级市管辖的分区，以山西省行政区划的107个县域为研究单元[19]。由于地区经济差别通常由某固定时段内不同地域人均经济指标的差距来反映，因此，在数据采集和加工中选取人均GDP为表征值。基础数据均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2001—2017年)。 2 县域经济演化的空间机理

用半变差函数测度空间变量的异构特征和关联特征。首先，进行半变差函数和空间数据的优化拟合。选取具有代表性的2000，2005，2010，2016年山西省人均GDP，在ArcGIS中将其转换为县域的中心点得到初步数据，为使其接近正态分布将采样点做对数变换处理，经过不同类型模型的拟合匹配选取R2最高的指数模型。其次，确定采样步长，一般而言采样步长与步数之积为采样点中最远两点距离的一半左右，计算结果为29 km。最后，应用地统计插值得到半变异函数的参数(表1)。

可以看出：(1)块金值与基台值的比值代表空间相关度，2000，2010，2016年块金值与基台值的比值小于0.25，表示山西省自2000年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伴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2)2005年变程陡增表示在2005年前后几年内山西县域经济的空间交互作用范围较大，这是由于在此期间山西省的能源经济享受了规模红利，但粗放短视的发展冲动附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经济组织效率不高、资源耗损、生态恶化等，更是错失了县域经济形成良性的后续发展机制的时机。(3)经拟合4个年份的理论变差模型均为指数模型，拟合优度不是很高，山西省经济要素与空间布局的内生关联机制仍在探索中。

表1 2000—2016年山西省县域经济格局的变异函数参数Tab.1 Parameters of variogram model ofcounty economy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6参数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6年块金值0．0340．1670．0000．000基台值0．2970．4500．4010．286块金值/基台值0．1140．3710．0000．000变程/km191．246298．675113．447130．510拟合优度

0．5280．6430．6280．527拟合模型指数函数指数函数指数函数指数函数 3 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 3.1 全域空间相关性

3.1.1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空间相关性方法研究经济成长和地域分布的关联性。运用ArcGIS软件计算2000—2016年山西省所有县域经济的全域空间自相关系数(表2)。可以看出：(1)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P值检验通过5%，山西县域经济与空间布局具有明显的正向关联，即经济发展充分的县域和相对滞后的县域在地理空间上各自集聚。(2)2000—2016年县域经济的Moran’s I指数呈下滑的趋势，表明随着年份的递增，山西省县域经济空间集聚分布的显著性趋于减弱。(3)各个年份的Moran’s I指数均小于0.5，说明山西省县域经济的空间关联水平并不十分明显，经济与空间结构关系紧密的连绵带没有稳定成型。

表2 2000—2016年山西省县域经济的全域Moran’s I指数Tab.2 Moran’s I value in Shanxi Province’s counties economy from 2000 to 2016指数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Moran’sI0．3500．3440．2820．2040．1830．1830．1610．1810．207Z值5．0854．9964．1183．0302．7352．7262．4272．7083．045P值0．0000．0000．0000．0020．0060．0060．0150．0070．002指数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

Moran’sI0．2050．1820．1780．2720．2100．2150．1710．188Z值3．0282．7132．6603．0503．0843．1502．5602．790P值0．0030．0070．0080．0020．0020．0020．0100．005

3.1.2 县域经济增长速度。计算不同阶段经济涨幅的全域Moran’s I指数，分析山西省县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变化(表3)。除2006—2008年外，其余时段均未通过5%的P值检验，大部分时间段的县域经济涨幅的地域集聚与离散趋势几乎呈随机状态。2006—2008年Moran’s I指数为正值，说明该时期全省县域经济的增长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Moran’s I从第一阶段(2000—2002年)至第三阶段(2006—2008年)陡升，到第四阶段(2009—2011年)表现为陡降，至第五阶段(2012—2014年)和第六阶段(2015—2016年)又显著回升。2000—2008年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正关联度的剧烈上升与国家的能源战略推动及山西省内煤炭资源

表3 2000—2016年山西省县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全域Moran’s I指数Tab.3 Moran’s I value of counties economicgrowth rate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6指数2000—2002年2003—2005年2006—2008年2009—2011年2012—2014年2015—2016年Moran’sI-0．00950．09810．22350．02240．0865-0．1130Z值-

0．00061．52613．27100．45671．3783-1．5260P值0．99960．12700．00110．64790．16810．1270

整合关系紧密。县域经济规模扩张的地域集聚状态在2006—2008年间最为突出，但这种以能源消耗方式贡献的规模经济基础并不牢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至国内后，山西县域经济扩张刚建立起的空间正向联系便被外界扰动所吞噬，这段时期的“破坏性集聚”透支了未来几年的社会经济效益。在2009—2011年经历了经济增长的空间无序分配后，直到2015—2016年间县域经济增幅与空间关联的显著性才得以恢复。

比较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显著性水平，前者明显高于后者。说明山西省县域经济扩张动力不足，总体不存在稳固持续的内核增长板块，在全域上即表现出零散化和细碎化的特征。 3.2 局域空间相关性

3.2.1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借助局域Moran’s I指数分析局域县域经济的空间关联贡献度和异构水平[20]。利用ArcGIS软件截取有代表性的若干年份分别制作山西省县域经济的LISA集聚图(图1)。可以看出：(1)高-高型县域在数量上先减少后增加而在各区域此消彼长，2000年太原和晋城附近存有高-高型的县域，至2005年二者的经济扩散区域不断消解，晋城退出的同时形成新的以孝义为中心的集聚区，到2008年新区域继续扩散，太原也从此类区域中消失，2009—2016年晋中南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孝义—安泽—阳城为轴线的经济发展区，同时山阴县在北部异军突起。(2)低-低型的县域数量和范围较小，主要分布于吕梁和临汾的局部地区。(3)高-低型县域数量很少，河津市2003—2010年一直位于此列，由于依赖于传统制造业又缺乏有效的特色产业支撑，2010年后退出了此类区域，到2016年，位于孝义和安泽两个高值区中间板块的蒲县进入此类区域。(4)低-高型县域数量很少并且变动细微，2008—2016年伴随着以孝义—安泽—阳城为轴线的经济发展带的

形成，位于其中间板块的沁县成为低-高型县域。

图1 2000—2016年山西省县域经济的LISA集聚图Fig.1 Counties’ economic LISA concentr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6

从空间集聚的格局演变来看，高-高型县域没有形成纵贯南北的引导全省经济增长的连绵发展带，其他3种类型的县域数量较少且分布较为稳定。说明作为经济低洼地区的低-低型县域一直难以找到稳定的经济增长点，高-低型县域是具有极化效应的局部经济发达地区，有效利用其正向溢出效应，能使其成为衔接不连续热点区和冷点区的开发走廊，对全域的县域经济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低-高型县域属于局部成长滞后地区，由高值板块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低-高型县域可知，高-高型县域对于周边腹地的发展既可能带动也可能抑制，应进行外部干预以防止高值区产生虹吸效应。

3.2.2 县域经济增长速度。对山西省县域经济增速进行局域空间关联分析，进一步探索局域县域对全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局域县域的聚集程度。由2000—2016年分时段的山西省经济增幅的聚类图(图2)可以看出：山西各县域经济增长的聚类格局几无进展，即经济增长的热点区和冷点区的分布不具有稳定连续性。(1)2000—2002年，高-高型分布在晋南，低-低型集聚于忻州，高-低型分布于晋中和晋北，低-高型较为分散地分布于晋西。(2)2003—2005年，高-高型集中分布于中阳县、孝义市、交口县、灵石县和汾西县，高-低型为襄垣县，低-高型环绕于孝义市分布。(3)2006—2008年，高-高型在晋北和晋南各有分布，低-低型数量较多，主要分布在临汾，高-低型和低-高型数量很少，依次与高-高型接壤分布。(4)2009—2011年，高-高型数量和范围缩小，高-低型数量较多但分布较为零散，低-高型为岚县。(5)2012—2014年，高-高型为岢岚县，低-低型数量较多，集中分布于太原和吕梁，高-低和低-高型县域数量都不多。(6)2015—2016年，高-高型和高-低型数量都很少，与低-高型县域一起集中分布在临汾和吕梁交界处。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热点区与图1对应时间的高值区并不一致，说明经济水平的热点区缺乏持续的经济扩张动力。除2003—2005年外，全省鲜有能带动全局经济扩张的增长极核。此外，除2006—2008年经济涨幅的地域集聚较为明显外，其余时段经济扩张的格局都趋于分散，县域经济扩张在时空变迁中并没有形成集聚格局。因此，有必要扶持潜力地区成长为核心增长地带，通过扩散效应与全域经济发展互惠共生。这也说明了第一轮中部崛起规划对山西省县域经济成长机制的促进效果尚未显现。

图2 2000—2016年山西省县域经济增速的LISA聚类图Fig.2 LISA cluster of county economic growth rate in Shanxi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6

4 县域经济格局演化的驱动力 4.1 县域经济格局形成的驱动力

为克服相邻县域集聚布局产生的交叉外部性，需要评估众多影响因素对不同聚类县域经济的作用机理。以2016年为例，利用ArcGIS软件对当年县域经济进行热点分析，得到经济聚类分布的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别以两类地区的县域人均GDP为因变量(Y)，选取当年的劳动力人口(X1)、城镇人口(X2)、二产总量(X3)、三产总量(X4)、固定资产投资额(X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X6)、公共财政支出(X7)和公共财政收入(X8)8个指标为预测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可以得到两类县域的回归模型：

Yh=-0.072X2+0.028X3+39 704.829 。(热点区) Yc=-0.004X5+0.217X8+12 392.931 。(冷点区)

两类地区回归模型调整后的决定系数分别为0.599，0.935，且各项指标均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并且解释变量与两类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有较强的关联。由热点区模型可知，虽然山西省经济热点区内的工业发展是其经济

发展的首要因素，但其贡献度只有2.8%；城镇人口数量的系数为负值，说明热点区出现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失的问题。由冷点区模型可知，冷点区经济水平主要受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说明冷点区的财政收入较低，约束了政府的宏观调配作用，限制了这类县域的经济发展。对比热点区和冷点区模型可知，由于山西省县域经济冷点区相对热点区来说往往欠缺工业成长所需的资源基础，因此，其经济发展缺乏支柱产业和固定投资的带动作用。 4.2 县域经济增长演化的驱动力

利用ArcGIS软件对2014—2016年山西省县域经济增长率进行热点分析，得到经济增长聚类分布的高值区和低值区，分别以两类地区的2014—2016年县域人均GDP平均增长速度为响应变量(y)，选取当年的劳动人口增长率(x1)、城镇人口增长率(x2)、二产产值增长率(x3)、三产产值增长率(x4)、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x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x6)、公共财政支出增长率(x7)和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率(x8)8个指标为解释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探索性回归分析，分别建立两类县域的回归模型：

yh=-0.832x2-0.126x5-0.530x6+ 0.123x8+0.602 。(热点区) yc=0.738x3 +0.156 。(冷点区)

增长热点区和增长冷点区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1.000，0.389(调整后)，说明热点区选取的指标与经济增长表现了很强的线性关系，冷点区则较弱，各变量均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因素具有较强的关联性。由热点区模型可知，系数为负值的城镇人口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对山西省热点区的经济增长率具有明显的拖累作用，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未建立联动机制，社会消费未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力。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的系数为负值，说明过度依赖投资对热点区的经济成长造成了消极影响。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同步增长，暴露出增长热点区税收结构滞后的问题。对比热点区和冷点区模型可知，

新兴的增长区试图寻找工业发展以外的发动引擎，对于传统能源行业集中的冷点区，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发展模式的负面作用依然显著。

综合分析4个模型可以看出：(1)影响山西省县域经济格局和增长格局的主要因素有城镇化进程、工业化进程、政府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化水平占主导影响说明中部崛起战略对于山西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还没有产生明显效应，财税作为正向因素出现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山西省县域层面的实施效果不佳，投资对经济发展起负面影响表明山西省县域内的多数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投资收益下降。(2)影响山西省县域经济集聚格局的因素并不多元，其他未进入回归模型的因素(如劳动力、居民消费、财政支出等)与经济发展格局没有直接对应的线性关系。全省县域中占主体的乡镇人口向外流失严重，导致劳动力增长对于该地区经济增长没有直接影响，城镇化过程甚至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说明山西省县域既没有诱导个人经济努力的制度设计，也未能享受到城市化发展的红利。社会消费、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没有形成联动机制，说明山西省县域政府职能的越位使得市场未能充分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山西省县域经济出现空间分异但因存在交叉外部性而不断减弱，各县域经济增长乏力，总体上增长格局的空间联系不明确，仅在2005年前后表现较高的集聚增长印证了能源消耗之路难以为继。这种增长格局随机性的外化表现就是经济格局集聚性的波动下降。也就是说，大多基础薄弱的县域经济受到孤岛效应影响，而局部发达地区对周围县域的引领作用也不强。

(2)县域经济格局的驱动机制。对山西省县域经济布局具有显著影响的要素并不多元，主要有城镇化进程、工业化进程、政府财政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其他常见的经济影响要素如劳动力、居民消费和财政支出等因素与其经济集聚布局没有明确关

联。综合反映了产业和财政收入结构落后、投资过度、城乡发展不协调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共同阻滞了山西省县域经济聚类的合理分布。 5.2 建议

促进山西省不同类型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需要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加快行政职能转型，完善市场经济，而且需要调整财税结构，转移传统产能和过剩投资并扶持经济转型中的新兴增长极。在县域空间格局方面，应推进山西省主体功能区战略，落实“一核一圈三群”为主的城镇空间结构，培育并巩固经济发展的内核区域，使其产生溢出效应引领全域经济的成长。对于经济发展热点地区，既要调整财政收入结构和消化过度投资，又要提高特色产业的科技含量进而打造新型产业链，通过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冷点地区经济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冷点地区，既要通过改造过剩产能重构传统产业，也要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对接热点地区外溢的成熟产业并建立关联机制，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升级内核系统。在县域动力机制方面，推进山西省资源型经济综合改革实验区的配套建设，以创新驱动力重塑发展动力机制，在化解传统产能的同时完成山西省经济从资源依赖型转为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模式。总之，通过革新动力系统机制改变增长格局进而协调经济格局，有望促进山西省全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胡毅,张京祥.基于县域尺度的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变特征研究[J].经济地理,2010,30(7):1112-1117.

[2] 徐建华,鲁凤,苏方林,等.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尺度分析[J].地理研究,2005,24(1):57-68.

[3] 康江江,丁志伟,史琴琴.太原经济圈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力分析[J].河南科学,2015,33(6):1044-1050.

[4] 朱查松,罗震东,张京祥.江苏沿江都市区域经济要素空间演化趋势研究[J].地域研

究与开发,2008,27(4):36-39.

[5] JORDAN S.A Macroeconometric Model of Income Disparity in China[J].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2002,16(2):47-63.

[6] LONG G Y.Understanding China’s Recent Growth Experience:A Spatial Econometric Perspective[J].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3,37(4):613-628. [7] TOBLER W.On the First Law of Geography:A Reply[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04,94(2):304-310.

[8] 曹芳东,黄震方,吴江,等.1990年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格局演化及其成因分析[J].经济地理,2011,31(6):895-902.

[9] 钟业喜,陆玉麒.红三角经济圈县域经济差异研究[J].经济地理,2010,30(4):568-573.

[10] 夏永久,朱喜钢,储金龙.安徽省区域经济格局时空演变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31(4):41-46.

[11] 王慧,孙晋芳,余静.山东省县域经济时空分异演化特征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5):16-20.

[12] 邵留长,乔家君,汪永新.河南省县域经济空间结构及演进特征[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35(1):64-69.

[13] 彭飞,韩增林,马慧强.近15年来山西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成因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29(6):12-17.

[14] 杨燕.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山西省县域经济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3):260-263.

[15] 靳诚,陆玉麒.基于县域单元的江苏省经济空间格局演化[J].地理学报,2009,64(6):713-724.

[16] 关伟,朱海飞.基于ESDA的辽宁省县际经济差异时空分析[J].地理研

究,2011,30(11):2008-2016.

[17] 马晓冬,朱传耿,马荣华,等.苏州地区城镇扩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分析[J].地理学报,2008,63(4):405-416.

[18] 李丽,管卫华.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格局演化研究[J].经济地理,2010,30(10):1605-1611.

[19] 王晓玲,周国富.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32(3):32-37.

[20] 郭华,蔡建明.河南省县域经济空间演化格局及机制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11):128-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