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教育，都有其深刻的历史继承性和文化袭得性，德育当然亦不例外。陶行知在探索中国“新教育”运动之中，既有从中国本位论演变而出的“文化至上”、“伦理本位”或“以农立国”为依据的教育目的论；也有从全盘西化演变而来的照搬西方的教育实践活动。然而，在复杂的思想论辨与实践探索之后，陶先生又以自身极富创造性的智慧融中西之长，弃中西之短，艰苦地构筑起一个优秀的教育思想家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为后来者奠定了民族教育的个性化基石。其德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沿袭了这一历程。
翻开中华传统道德的巨册，孔子成为首推之人。从世界道德文化发展的历史去审视，孔子的道德思想是民族性与世界性有机统一的最典型的范例。孔子的思想曾三度在全世界引起深刻的震动与反响，即所谓世界范围的三次“孔子热”：16、17世纪，孔子的教育思想，特别是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引起了西方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普遍关注；一次大战后，在帝国主义血腥撕杀面前，西方公众希望从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教育中吸取建造和谐人道社会的思想营养；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公众急于摆脱精神文明日益沦丧的困境，祈望从中国道德教育的历史宝库中寻求启迪。这里清晰地显示出，西方人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向往；也证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所具有的生命力。
然而，中西方道德教育的实质是有区别的。西方德育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其出发点是以“个人”为本。哲学家弗兰克纳认为：“道德是为了人而产生，但不能说人是为了体现道德而生存。”而中国传统道德就提倡“德不孤，必有邻”（孔子语），强调人的社会性。人们不仅熟悉孔子早年提出的“推己及人之道”这个著名的道德修养原则，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且对后世《礼记·学记》中所提的“敬业乐群”的道德规范，及《礼记·大学》中所拟的“修、齐、治、平”的进德序列也不会陌生。这些民族德育思想给陶行知以深刻的影响。陶行知则以兼采融合的观点，为寻求现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曙光，上下求索，会通中西，坚持人的社会化发展与个性发
展的辩证统一观，在道德教育的出发点上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在陶先生看来，一个人不能实现社会化的发展，必是“一个悲剧”。其德育的出发点立足于人的社会化属性，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精华之传承。陶行知明确提出了“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他认为，实现人的社会化，不仅不与人的个性发展矛盾，而且“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所必需。”
陶先生不仅在理论上如此阐述，而且在兴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等实践中也极力提倡。他呼吁，学校“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与整个世界的沟通”；强调要“在集体之下，发展民主，看重个性。” 他十分注重把人的个性发展与实现社会化的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积极提倡教育儿童从小养成“文化为公，知识为公”的价值观念。这里的“公”，即是指社会。其核心是，个人属于社会，个人应当服从社会。决不能把知识视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学成之后可以“待价而沽”，站在人民之上。
在陶行知的人才价值取向中，人才品德结构居于首要地位，而他所持的评价标准则是，看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此，他指出：“学问之道无他，改造环境而已。不能把坏的环境变好，好的环境变得更好，即读万卷书有何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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