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传统文化与青藏高原环境保护
王奎正
内容提要 本文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草场的使用与保护、传统文化与物种保护等方面,论述了藏族传统文化对青藏高原地区环境的影响。文章认为,藏族传统文化中有不少有利环境保护的因素,也存在一些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因素,普及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缓解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是改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根本途径。
王奎正,男,回族,1965年生,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系讲师,邮编430074。
青藏高原位于我国西部,包括西藏、青海两省区和四川西部地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这是一个独特的环境系统。藏、门巴、珞巴、土、撒拉、羌等民
族就生活在这个环境系统之中。青、藏两省区共有人口6652981人(1990年)。其中藏族
①可见,藏族是青藏高原地区的主3008878人,约占45%;其他少数民族984354人,约占15%。
体民族。在这个独特的环境系统中,藏族文化最负盛名,人称“雪域文化”。因此,本文着重结合
藏族传统文化来谈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问题。
一、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以后,便产生了“意识”。人类自我意识一旦产生,首先感知的便是人类所处的环境。“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
②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那么,藏族传统文化是怎样认识世界的起源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呢?
1.世界(客观环境)的起源。不同地区的藏族先民,对世界起源就有不同的认识。《始祖神话》认为,世界是由混沌演变而来。混沌变蛋,蛋壳演化成山,蛋白演变成海,蛋黄变化成人和动物③。《世界形成歌》唱道:最初天地本结合,是大鹏鸟把天地分开的。这与汉族的天地混沌说十分相似。《斯巴宰牛歌》中则唱道:斯巴老人宰了牛,把牛皮铺开成了平坦的大地,牛头成了隆起的高山,牛尾变成葱茏的森林等。这和汉族及西南某些民族的神话也有共同之处。此外,还有大海变陆地的神话等④。
这些神话中均包含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主要表现在:(1)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
(2)古代藏人眼中的世界是其中山、海、人、动物、大鹏鸟、牛皮、牛头和牛尾等均为具体的物质。
发展的、变化的。(3)环境系统(世界)是由一个整体如牛、蛋演变而来,许多环境要素如山、海、人、动物或牛皮、牛头、牛尾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环境系统,各环境要素均不能脱离环境系统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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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单独存在。藏族先民的这些思想,基本符合当今人类的科学认识。虽然他们的环境意识中包含不少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因素。
2.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藏族先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人类起源神话中。藏族先民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主要是猕猴变人的神话。这一神话在吐蕃时期的历史著作中就有较详细的记载:“有一受观音点化的猕猴在山岩上修行,为一罗刹女纠缠,要成为夫妇,猕猴不允,罗刹女苦苦哀求。猕猴征得观音许可,与之结为夫妇。生下了六个猴崽,把它们送到水果丰盛的地方。三年后,父猴前去看视,猴崽已增至五百,树上的果实吃完,群猴饥饿呼号。父猴再往普陀山向观音请教,观音从须弥山的缝隙中取来青稞、小麦、豆子、荞麦、大麦芽,撒到地上,大地便长出不种自收的五谷。猴崽们饱食五谷,身毛与尾渐短,会操人语,便成为人,以树叶为
⑤衣。”
这一神话掺杂着不少佛教教义。如果剔除其中的教义,这则神话反映出了藏族先民的这样几点认识:(1)人是客观环境的产物。(2)人来源于动物界(猕猴)。(3)人类只有依靠自然界(环境、动物、植物)才能生存、繁衍和发展壮大。这三个观点实际上都暗含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主人,人类必须与客观环境和谐相处。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东方特色。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中也有“天人合一”的观念。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的思想,正是今日的环保科学所大力提倡的一种思想。
二、草场的使用与保护
青藏高原地区的传统经济生活是畜牧业和种植农业。在这两种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生产
资料就是草场和土地。到目前为止,青、藏两省区牧区面积,分别占本省区土地面积的96%和
⑥因此,保护草场对维护青藏高原生态平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81%。1.草场使用权与草原保护。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地方政府对西藏地区所有的
土地、牧场、山川、河流拥有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可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类是西藏政府直接占有的牧场,但一般交给部落集体使用。第二类是封地,即西藏政府封给贵族、寺院、世袭头人和地方官员的草场。只要贵族每年按摊派的数量督促所属牧民支差纳税,即可世代承袭受封的牧场。第三类是受西藏政府控制并按时支差纳税的部落草场。不论哪一类,所有权和使用权一般都是分离的。所有权都握在西藏地方政府手中,而使用权一般都归各部落。
历史上,藏北牧区的每个部落都有一定范围的草场。部落与部落之间一般都有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草场界限,在这个特定的草场范围内,本部落成员有自由放牧的权利。不同部落牧民不能随意逾越各自的草场界限,否则有可能引起部落之间的纠纷,轻则割掉牛尾马尾以示警告,重则盗牛盗马,甚至发动武装袭击以示报复。
如果一个部落草场不够,则须以部落名义,向另一个部落借用或租赁草场。例如,黑河宗的库尔茫部落规定:外部落牧民如果到库尔茫部落放牧,必须:(1)事先征得库尔茫部落头人的许可;(2)来者须向库尔茫部落头人送一定的酥油、肉等礼品,礼品的多少视来者贫富程度而定;(3)来者若与部落头人有交情,则优先安排牧场;(4)外来牧户只能在指定的有限的草场范围内
⑦放牧。
一般来说,草场产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不利于草场的保护。但是,每一部落都有相对稳定的牧地,这种使用权的相对稳定,却有助于使用者对草场的投入和保护,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同时草场使用权的有偿转让,相当于草场使用权的租借者向草场使用权的所有者支付了一笔环保基金,有助于双方更加爱护草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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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轮牧制与草场保护。青藏高原的牧民,一般都过“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但这种游牧
并不是完全凭牧民的兴趣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而是有一定限制的。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轮牧制”中。所谓轮牧制,是指牧民们在自然形成的一定的草场范围内,按季节不同和牧场好坏,有组织、有规律地在不同的放牧点之间进行循环式的来回移动。
根据格勒等学者的调查,藏北牧民的游牧方式可分为三种最基本的模式,我们也可把它称为轮牧制的三种形式。
(1)“逐水草而居”的大范围游牧。牧民没有永久性的定居点,一年四季都在较广阔的草场内不断流动。安多县多玛部落的游牧就属这种类型,他们在唐古拉山南北不停地迁移,一个放牧点居住时间,长则不超过两个月,短则几天移动一次。有的牧户一年搬迁达三四十次,流动性较大。
(2)半定居的小范围游牧。有的部落因牧场有限,只能以一个常年固定的草场为中心,向四周有限度地移动。这种有限的移动,距居住地不会太远,一般只有三、五公里左右。
(3)季节性游牧。这种游牧方式是严格按照季节的变化,从一个牧点迁到另一个牧点。一
⑧年内少则搬迁两次,多则四次。但不管一年内迁徙几次,冬季总是回到原来的住所。我们知道,藏北草原属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类型,牧草低矮,产量较低,载畜量也较低。由于气候严寒多变,牧草再生时间较长。周期性地轮牧,较好地解决了草场使用与牧草再生的问题,使一些牧场在轮休期内得以恢复,较好地保护了高寒草原的生态。三、藏族传统文化与物种保护从现代环境科学的角度看,动物(飞禽、走兽、水生动物)和植物均是环境的一个因素。每种
生物都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保护一种生物,就是保护一种遗传基因,它可以使人类面对自然时多一份选择、多一份主动。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和人类自身的利益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藏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人与生物特别是与动物之间的特殊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1.与畜群的关系。藏族绝大部分人口从事畜牧业生产。对畜牧业民族来说,畜群既是生活
资料,同时也是生产资料。从生活资料来说,牧畜处于“植物(牧草)——动物(牧畜)——人”这个食物链的中间环节,是牧民的衣食之源,不可或缺。从生产资料来说,畜牧业的扩大再生产主要表现为畜群的繁殖壮大。因此,仅从牧民利益的角度来说,畜群规模越大越好。
正由于畜群对牧民的生产、生活有极端重要性,故藏族牧民对畜群关怀倍至。比如,在“天老虎”即大雪、大风、降温天气来临时,牧民们宁愿自己受饿、受冻,也要把帐房让出来安置瘦弱的牲畜,把有限的粮食和茶叶拿出来喂牲畜,有的甚至把幼畜揣在自己温暖的怀里,或放在睡床上保暖。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畜群管理办法,如在牧场与牧草的选择、防灾等方面,均有一些卓有成效的经验。这些经验,无疑有利于畜群规模的稳定与扩大。
但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无限制地扩大畜群规模。畜群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草场的数量和质量。据一些学者估算,我国1.33公顷的草场才能养1只羊,6.6公顷的草
⑨又据格勒等学者在藏北的调查,一个牧民场才养1头牛。“平均每人有牛5头(其中奶牛3
κ以此计算,一个牧民若维持温饱生活β头)和羊20只(母羊占三分之一),便可维持基本生活”。
水平,就必须占有约60公顷(合900亩)的草场。1990年,西藏可利用草场面积70502万亩,而牧区、半牧区人口85.4万人,人均草场面积只有825亩,达不到维持温饱的人均900亩标准。若按实际利用草场面积计算,则形势更为严峻。同年,西藏实际利用草场面积58459万亩,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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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可见,草原已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如果考虑到β85.4万人计,人均仅684亩,超载率达24%。
西藏地区气候条件恶劣,牧草产量较低,质量较差等原因,则超载情况恐怕更为严重。
草原超量载畜,畜群难以有足够的食物,致使畜群长期处于“夏肥、秋壮、冬瘦、春死”的境地,对畜群的保护不利,也威胁到牧民的生存。人们迫于生存压力,极易落入“越牧越穷、越穷越牧”的怪圈之中,给草原生态带来沉重的压力。
2.与野生动物的关系。青藏高原是我国的野生动物王国之一,主要有雪豹、白唇鹿、羚羊、野牦牛、猞猁、野驴、熊、狼、香獐等物种。藏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主要通过狩猎业表现出来。
由于农牧业生产的不稳定,狩猎业便成了农牧业经济的重要补充。打猎可以使牧民少杀自养的牲畜,这是牧民增加牲畜存栏头数的有效手段。一位老牧民向调查者介绍说,从藏历九月
µ由此可知,大量猎杀野生动物,是因正常的食物β至次年五月,牧民所需的肉食主要来自猎物。
生产难以满足人们的饮食需要引起的,或者说,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分不开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藏族传统文化对任意捕猎野生动物是有限制的。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与狩猎有关的禁忌之中。
第一,地点禁忌。藏族民间信仰的崇拜物以神山最为突出,在人们心目中,它是现世护佑之神。时至今日,藏民仍有转山的习俗,就体现了神山崇拜的观念。神山的出现,与松赞干布有关。唐贞观年间,松赞干布曾领兵攻占松、理、茂各州(今四川阿坝州),把耕地、牛羊、山林分封给部下。其部下定居后大肆烧山围猎,毁林开荒,使川西森林受到严重破坏,不少野生动物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后来松赞干布曾到黄河与白河合流处察看,见森林毁坏严重,便下令把尚未分封的山林分为两类,一类为“神山”,归佛祖所有,由寺院负责看管,严禁任何人侵犯,如有违者,格杀勿论;另一类为“公林”,属各部落、寨子共同管理使用。这
νβ两条法规,有力地制止了破坏森林的行为,保护了森林和生活于其中的野生动物。
随着佛教在藏地的普及,松赞干布在佛教徒眼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被尊为三大法王之一。他所制定的这两条规定也被神化,成为“佛”的旨意,被历届西藏地方政府遵循不逾。直到1955
ο在宗教气氛浓厚的传统文化中,归部落管理和使用的β年,西藏地方政府仍在下令禁止狩猎。“公林”也被神化,成为本部落的“神山”。由于神山崇拜,所以人们一般不愿也不敢到神山打猎,客观上保护了森林生态和野生动物。
神湖也是藏族民间信仰的重要崇拜物,牧民一般不到神湖捕捞鱼类和其它水产。第二,物种禁忌。我们仅略举数端予以说明。
猴。藏南山区气侯较温和,雨量充沛,原始森林密布,猴子的数量和种类较多。但在藏族起源传说中,猴是人类祖先,故极少有人猎猴。
蛇。藏人信仰土主(土地神),认为在盖房子时,首先要在开工动土的地方,铲几锹土,煨上桑烟,摆上祭食,意思是告知土主,请他保佑。若无这些仪式,土主就会发怒,盖好的房屋会倾斜甚至倒塌。一位藏族学者在他的家乡青海藏区调查时经历了这样一件事:“邻居正在打围墙,在撬一块石头时窜出一条蛇,几个年轻人抡着铁锹就要打,被他们的长辈断然制止道:‘不能打,
πβ这是土主!’于是,他煨了桑,用一松枝蘸着净水,慢慢赶往房子后面的森林里去了。”
鹫鹰。西藏地区的丧葬形式以天葬最为普遍。人去世后,将其尸体肢解,拌以糌粑,供鹫啄食,以吃光为吉利。由此形成了不猎鹫鹰的习惯。
鱼类。藏族地区也有实行水葬者。从佛教观点看,将尸体投入河中喂鱼类,乃是利益众生的布施行为。不少藏族地区不吃鱼,与水葬习俗有一定关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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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食物禁忌。人们打猎主要是为弥补食物之不足。根据信仰和习俗,不能吃的东西一般也就不在猎取之列。
这些狩猎禁忌,并非自觉的环保意识和行为,而只是一些自发的环保意识和行为,但它客观上有利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四、结语
1.藏族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因素有利于今日环境保护工作,值得深入挖掘和总结。如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的思想,草场使用权相对稳定、实行轮牧制的做法,狩猎禁忌等,客观上有利于保护物种等。如果我们对这些因素进行深入的挖掘、总结并加以改造,使之由自发上升到自觉,必将对改善和保护青藏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藏族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一些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因素。这集中体现在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具有沉重的压力。在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中,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较低,致使牧草产量较低、质量较差。一旦畜群规模和人口规模超过了草场的承载能力,必然导致草、畜、人比例失调。草场严重超载,不利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同时,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以狩猎业作为畜牧业经济的重要补充,大量捕杀野生动物,致使一些物种已濒临灭绝。由此可以看出,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造成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这正如全国人大环委会主任曲格平教授所说的:“贫穷是最大的环境问题。”
3.普及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改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根本途径。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逐步解决环境问题。就青藏高原地区来说,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改良牧草品种,提高牧草的产量,从而提高草原单位面积的承载能力。还可以将游牧方式改为定居饲养方式,减少自然灾害对牲畜的不良影响,提高畜群的成活率和质量。只有这样,才能使草、畜、人三者在一个新的水平上达到新的平衡,在治贫致富的同时,缓解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同时,要改变过去的只重视经济效益而不重视生态效益的做法,树立两个效益相统一的思想,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同时改善生态环境,真正提高各民族的生活质量。
(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①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4—115、66—73、127、110、253页。
λ 据β《中国民族统计(1949—1990)》的有关数字计算而
来,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
ν 毛力、β云阳:《藏王与神山》,见《中国林业》1980年第11
期。转引自余文涛、袁清林、毛文永著:《中国的环境保护》,科学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38页。
π 丹珠昂奔:《藏族神灵论》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8月版,第26页。
版,第74—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③ 廖伯琴:《朦胧的理性之光——西南少数民族科学技术
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44页。④ 佟锦华:《藏族传统文化概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
年2月出版,第47页。
⑤ 《吐蕃王统世系明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⑥⑨陈虹、哈经雄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大辞库・少数民族
经济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05、
307页。
⑦⑧βκβµβο格勒、刘一民等编著:《藏北牧民——西藏那曲
(责任编辑 吴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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