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代商品经济的兴盛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作者：郭山云

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4年第2期

郭山云

（嵩明县文物管理所，云南昆明650000）

摘要：两宋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尤为引人瞩目，以致一些学者惊呼，中国在11世纪的宋代已感到了某些现代化的压力。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文化因素不可分离，是一种双向关系，互为因果。两宋商品经济兴盛对社会风气形成极大的影响，重商观念盛兴，社会文化发展出新形式，书院大量兴起，奢靡之风盛行。但两宋发达的经济最终却没有使其在政治影响与国防军事方面达到汉唐帝国的高度，因为社会的重组与变革是多元因素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无法牵动全局。

关键词：两宋；商品经济；社会风气；社会重组；变革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2—0137—03

收稿日期：2013—08—19

作者简介：郭山云（1959— ），男，云南昆明人。嵩明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文博馆员，研究方向：文博，云南地方史及中国史。

两宋是我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北宋的政治统一、水陆交通的恢复贯通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南宋继承了这种发展趋势，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人口大幅增长，为商业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促进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国外市场的开辟。

一、宋代商品经济兴盛的表现

（一）城市商业繁荣

据《宋史·食货志》统计，宋代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有6个，10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46个，宋朝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22％。杭州北宋元丰年间户口有20万户，孝宗乾道时有26万多户，到南宋末年增至38万多户。两宋都市人口呈增长趋势，财富创造主体人数激增，更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发展。宋代商品行业明显增多，开封“已有00多家资本比较大的中型工商业者，另有八、九千家小贩”。［1］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勾栏瓦舍，热闹异常，“每一交易，动则千万”，交易数额很大。南宋时，临安市场上“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2］

城市居民和工商业者可以在城市内开铺，出现了“自大街及诸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清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2］的景象。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以往坊市制度下对市场时间的，出现了夜市和早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处去，通晓不绝”，［3］“宋代坊市格局的打破，各行各业在城市各区自由地开设经营，深刻地说明了宋代城市的发展”。 ［4］

（二）中小城镇及农村集市贸易兴盛

两宋时期，由于农业经济作物商品化程度提高以及贸易日趋频繁，在南北各地的城市周围和交通要道形成了集市，当时北方及江淮地区的此类市场称作“草市”，岭南称作“虚市”，也称作“坊场”，“坊场即虚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5］“有的五天一圩，有的地方三天一圩，有的地方隔一天一圩”。［6］它们逐渐成为附近地区的集散中心，从而演变为市镇。如开封府盐津县草市镇“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揍，非其他郡比也”。［2］据《元丰九域志》统计，元丰元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南方诸路有1300多个。这些市镇在经济财政上占重要地位，往往超过它所隶属的县，如密州板桥镇、华亭青龙镇，因系海舶汇集的港口成为贸易中心。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由单一的交通或政治区域变为经济中心，逐渐

融入都市之中，使城边和农村地区形成了多层次的商业贸易区，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货币广泛使用与海外贸易的兴盛

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发行量不断增加，两宋一再增加铸币数额。北宋时，商品流通和支付手段主要是铜钱等金属货币，为了满足人们的交换需要和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出现，“始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贯”。南宋时“东南会子、湖北会子、两淮会子、四川钱引、关外银会子等在南宋统治区推广并使用，代替铜钱在市场上流通”，［7］“这些都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8］同唐朝的海外贸易相比，两宋超越了前代。唐代沿海的通商口岸仅有登州和广州，宋代沿海通商口岸陆续增加，前后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和秀州等十多处并设立市舶司。如明州“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货物丰衍”。［6］这些通商口岸既是沿海货物的集散地，又是对外贸易的吞吐港。丝绸、瓷器对外销售量较之唐代大幅增多。两宋工商业的发达同空前发展的海外贸易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交流，货币亦成为主要交换手段。

二、商品经济对宋代社会风气的影响

商业意识在宋代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重商之风盛行。

（一）重商观念盛行

两宋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使宋人传统的“农本位”价值观念较前代有重大突破，认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9］重商观念盛行，整个社会“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10］手工业者和商人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扩大，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可以通过科举做官，有些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官府还召集商人到政事堂征询意见。商品经济突破了传统经济的局限，百姓的社会生活有了较大改观，反映了宋人社会价值取向的嬗变，认识到商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社会各阶层出现经商热潮。

上至官僚士大夫，下至百姓都呈现出活跃的经商之势。宰相王溥，其父做官，“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11］到北宋后期，这种情况更盛，“比年臣僚营私谋利者众”，“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7］商业大潮也诱惑着文人，崇商重利之风对一些以高雅自诩的士大夫产生了影响，相当多的儒生文士抛弃了轻商的传统观念，“口谈道义，而身为沽贩”，“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11］

民间百姓也纷纷卷入经商的浪潮之中，许多农户于“秋成之时”到附近的市镇“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还出现了“贱稼穑，贵游食，皆欲货耒耜而买舟车，弃南亩而趋九市……贾区伙于白社，力田鲜于驵侩”的社会景象。［12］甚至僧侣道士也加入经商行列，如大相国寺，“诸寺师发”制作的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帽子、冠子等都有出售。

（二）社会文化发展出新形式

“当时（两宋）都市制度上的种种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13］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与门首”，［3］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传统民俗节日里。城市中出现瓦子，是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场所，有歌舞表演、戏剧、杂耍、说书、说话等活动，可供市民尽情观赏和娱乐，酒肆茶楼“十室之邑必有”，小酒肆更是“不能遍数”。宋代的城市商业和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两宋，市民的社会生活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三）书院大量兴起

“宋代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质彬彬矣”。［11］在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中，“书院达到了720所之多，在数量上超过了唐五代书院总和的十倍以上”，［14］“书院的蓬勃发展，是宋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1］它的全面兴盛离不开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应天府民曹诚，以赀募工就戚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余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15］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为书院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书院就越多，这里的书院量也相较最多，如两浙路是南宋经济发展的中心，《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考》中列举了22所著名书院，其中9所在两浙路。商品经济兴盛是书院文化迅速传播的天然动力。

（四）奢靡之风盛行

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意识滋长，拜金主义开始蔓延泛滥，“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钱如蜜，一滴也甜”和“钱之为钱，人所共爱”，［3］“骨肉亲知以之而构怨稔衅，公卿大夫以之而败名丧节，劳商远贾以之而捐躯殒命，市井交易以之而斗殴戮辱”，［16］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在宋代普遍盛行。昔日受人冷落和鄙视的商人阶层，可以与宗世贵戚联姻、向官府进纳钱粮而跻身仕宦，成为了世人倾慕和追逐的对象。

在商品浪潮的冲击下，宋人的择偶观念与别的朝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改变了以前强调门第、身份、地位的观念，出现婚姻不重“阀阅”、重财礼的观念，“将婚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17］“宗室女当嫁，皆富家大姓以货娶，不复事铨择”。受婚姻论财风气的影响，登科进士大都“取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冠之家，随之厚薄，则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弃而之它”，“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士人们便“贸贸而来，安以就之”。［18］民间嫁娶论钱财的风气也较为普遍。郭载记录，淳化元年（990年），“臣前任使剑南，见川、峡富人多招赘婿，与所生子齿。富人死，即分其财，故贫人多舍亲而出赘，其伤风化而益争讼”。［17］婚俗不问门第从社会历史进程来看是突破了传统的门第士阀的阶级局限，但过分地追求金钱财物就使这种风气带有了价值观念上的偏移——夸大了金钱的作用，形成了拜金主义的蔓延，人们的价值观念大多停留在对金钱的追逐而忽略了对真正人生价值的追求。

三、结语

在横向上，国家的整体发展是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综合前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单兵突进，这是行不通的；在纵向上，国家从上到下各个部门，行政部门、服务部门、经济部门等必须协调一致。北宋商品经济的单兵突进，确实在历史上给了我们一个很完满的“眼福”，或者“错觉”，以致一些学者惊呼11世纪的宋代已有一些现代化的压力。微观地去考察，却并不尽然。两宋发达的商品经济没有使得其在政治与军事等国家整体实力上达到汉唐帝国的高度，

这是历史事实，不容忽视。究其原因，是因为两宋商品经济的发达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诸种社会服务的配合。王安石的变法其实质意图就在于把整个国家的发展朝着商业的方向改观，如其实行的方田均税法、青苗法等，企图以经济最前卫的部门——商业为手段管制社会，但其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上都没有相配合的因素，故以失败而告终。两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各方面确实创造了传统社会无法与之相比的辉煌，但不是一个所谓的“现代社会”的样式。今天的社会改革应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社会犹如一个活人，需要整体发展，改革需要统筹全局。两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表现了随着历史前进所折射出的思想——如婚姻不讲门第、书院教育兴盛以及城市平民文化生活的崛起等。另一方面却使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明显带有了奢靡、拜金、享乐等不良的社会风气，而国家却不能有效利用商品经济发展的“资源”，以致国家萎靡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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