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阐释学的拓展与翻译研究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外国语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ｅｃ．．２０１０　第２６卷第６期　Ｖｏ１．２６　Ｎｏ．６　哲学阐释学的拓展与翻译研究　梁真惠提耿强　８３１　１００；２．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　（１．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昌吉学院，新疆昌吉要：国内翻译界对阐释学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哲学阐释学的三大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效果历史”和“视阂　融合”，而忽视了其它阐释学流派持论的合理性。很多著者基本未加批判就直接借用阐释学原则来研究翻译现象，　导致两种结果：第一，文本阐释的有效性被置换，这对翻译学科的本体研究构成了威胁；第二，将哲学阐释学原则直　接应用到翻译实例分析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哲学阐释学的理论品格。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主张应重点从　文本意义的有效性与文本意义生成机制两个方面去拓展哲学阐释学的应用空间，以适应翻译学科的理论需要和深　入研究。　关键词：哲学阐释学；翻译学科；作者意图；文本意图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６４１４（２０１０）０６—００８３～０６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ＬＩＡＮＧ　Ｚｈｅｎ—ｈｕｉ　ＧＥＮＧ　Ｑ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ｈｏｍ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Ｈｅｒ－　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ｉｇｎｏｒｅｓ　ｏｔｈｅｒ　ｈｅｒｍｅ—　ｎｅｕ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Ｔｈｅ　ａｂｕｓ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ｃｙ　ｏｆ　ｔｅｘ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ｓｈ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ｔｓ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ｎ，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ｔｕｒｎｓ　ｏｕｔ　ｔｏ　ｂｅ　ａ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ｅｘ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ｏｕｒ　ｈｏ—　ｒｉｚｏ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ｅｘ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１．引言　一直觉能力的基础，从而与其他人神会”（霍埃，１９８７：１４）。这　时期的阐释学摆脱了单纯的阐释技巧的局限，演变为一　阐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专门研究理解和解释。在西方当　般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当阐释学发展到海德格尔（Ｈｅｉｄｅｇ—　代哲学阐释学出现之前，它始终坚持客观主义立场，追求文　ｇｅｒ），尤其是伽达默尔（Ｇａｄｅｍｅｒ）这里，发生了具有范式意义　的转折。它的与众不同在于，阐释学从方法论一跃成为“意　义的本体论”。理解与解释在伽达默尔这里成为“此在”　本确定而客观的阐释。西方神学阐释学（以阐释《圣经》为　主），以及以施莱尔马赫（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和狄尔泰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Ｄｉｈｈｅｙ）为代表的古典阐释学都坚信文本原意是　确凿无疑地存在的，只要克服一定的障碍，便能达至客观的　理解和阐释。　（Ｄａｓｅｉｎ）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存在是通过语言来体现的。伽　达默尔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效果历史”（Ｗｉｒｋｕｎｇｓｇｅ—　ｓｃｈｉｃｈｔｅ）和“视阈融合”（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ｖｅｒｓｃｈｅｌｚｕｎｇ）集中揭示了意　为了保证文本阐释的客观性，避免误释，施莱尔马赫与　狄尔泰将理解看作一种心理重建过程。理解的目标是历史　义阐释的生成机制问题。理解是在“成见”的推动下不断创　新的过程；“视阈融合”使理解得以发生和进行。　对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作一个详尽的阐述和评论不是　本文的目的所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伽达默尔的这几个基　上流传下来的文本原意，但解释者和文本之间横亘着许多　障碍，阻碍正确的理解，如时间的距离、文化的差异、语言的　歧义甚至解释者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正因为有了距离，才有　在过去和现在、文本和解释者之间重建联系的必要。施莱尔　本原则很容易应用到翻译研究领域来解释一些问题，并立　见成效。根据“效果历史”、“理解的历史性”和“阐释学循　马赫认为，“当包含了两个人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时，　这个重建便是心理的”（霍埃，１９８７：１３—１４）。根据狄尔泰　的“移情说”，这种重建的可能性在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基　本纽带是共同的人性、共同的心理结构或普通意识，它充当　环”，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推论出“误读”、“误释”在翻译中　的合理性，进而肯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根据　“视阈融合”，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也可以得到很好的　解释；同样，原文意义的确定性开始动摇，亦可在“理解的历　８３　外国语文　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史性”这里寻得立论之根由。但这种未加批判的理论借用　说，以及德莱顿（Ｄｒｙｄｅｎ，１９９２：１８）的“戴着镣铐跳舞”说等　在以下的分析中则反映出我们在阐释学的应用方面出现了　等。过多地倡导意义的多元、译者主体性的张扬、文本意义　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的不确定等等反而会给翻译实践和理论造成负面的影响和　２．问题　效果。　另外，国内哲学阐释学翻译研究偏重具体翻译实例的　从内容上看，国内翻译界对阐释学的理论兴趣大多集　批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哲学阐释学的理论品格。霍恩　中在哲学阐释学，即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阐释学发展的第　比（Ｈｏｍｂｙ，２００１：４３）认为，“在整个８０年代的译学理论中，　三阶段（一般认为，西方阐释学主要经历了早期阐释学、一　阐释学原则不处于中心位置，因为一般看来阐释学太过模　般阐释学、哲学阐释学和现代哲学阐释学四个阶段）。哲学　糊而不能成为理论方法的坚实基础。”她的看法间接暗示了　阐释学的三大核心原则——“理解的历史性”、“效果历史”　哲学阐释学翻译研究具有很强的形而上特色，离具体的实　以及“视阈融合”深为研究者所青睐，而对阐释学的其它流　例分析还有相当的距离。如果可以简单地将哲学阐释学原　派则很少提及，即使偶有提及，也仅仅作为一种策略性的背　则拿来分析翻译实例，这种研究倒不像是翻译研究，而是哲　景叙述存在，深人性的研究风毛麟角。其中谢天振教授　学研究，因为翻译实例只是用来证明哲学阐释学的有效性　（２０００：５３—５５）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对哲学阐释学在翻译研　而已。因此，在使用借来的辅助概念分析翻译学科中的现象　究中的应用表示质疑、批判并对可能造成的负面效果给予　问题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有些观点或论点诚然千真万确，　纠正的学者。但总体而言，赞同者远大于批判者。这不禁让　但是并非所有正确的观点和论点都有价值、有意义。同样，　人联想到底是其它阐释学流派的观点根本就不适合翻译研　有些观点和论点的确独出心裁，但是并非所有新鲜的观点　究，还是我们自身在跨学科的理论移植时出现了偏差。如此　和论点都是有用有益”（辜正坤，２００６：４５）。　看来，国内的阐释学翻译研究其实更应该叫做哲学阐释学　综上所言，今后翻译研究应该扩大对阐释学的关注范　翻译研究。研究视界狭窄导致后续研究无力，在迅速用尽哲　围，眼光不能仅仅停留在哲学阐释学的三大原则上面。要充　学阐释学理论资源后，阐释学翻译研究呈现出逐年递减的　分倾听反对哲学阐释学的声音，综合考虑各家观点的优劣　趋势，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得失；在利用阐释学原则分析具体的翻译实例时，要特别注　而在发表的有关阐释学翻译研究论文中，相当多的文　意不能以哲学研究掩盖甚至代替翻译研究，成为人所嗤笑　章属理论综述文章，主要以介绍为主，兼有一定的评价和分　的“厚皮饺子”①。因为孤立的少数例证并无法有效、系统地　析。除了理论综述外，阐释学翻译研究关注的焦点在译者主　说明复杂的翻译问题。要始终对跨学科的理论移植保持谨　体性问题方面，“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也受到较多关注。　慎的态度，在拓展阐释学的基础上促进翻译学科的发展。具　还有一些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了个案研究上。理论综述当　体来说，可从两个方面反思阐释学与翻译研究的联系：一是　然不应该是学科深入性和创新性研究的重点，这样一来实　文本意义阐释的有效性（客观性）；二是文本意义的生成　际上国内哲学阐释学翻译研究的重心集中在两个方向：一　机制。　个就是译者主体性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哲学阐释学在分析　３．文本阐释的有效性　翻译个案中的应用。这种研究现状的出现和形成有其深刻　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哲学阐释学理论自身的问题，但主要原　无论是出于理论的考虑还是实践的需要，翻译都无法　因恐怕还是国内翻译学科发展的阶段性需要使然。　对“意义”问题视而不见或存而不论。“对翻译来说，意义永　哲学阐释学翻译研究对译者主体性问题表示关注与哲　远具有本体论意义，可以说取消了意义，也就取消了翻译。”　学阐释学本身有关。根据哲学阐释学理解的历史性原则，任　（刘宓庆，２００５：３０１）西方翻译理论进入２０世纪后，对意义　何阐释主体都是历史的存在物，具有特殊性，在进入阐释过　问题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逐步放松了对意义的要求”　程的时候都不会是绝对客观的，因为主体自身具有的前理　（刘宓庆，２００５：３３），这当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　解早已决定了他／她的阐释必定是主观的。“理解总是不同　有同步趋势。哲学阐释学可以说也是这股主潮中的一股强　的理解”。考虑到翻译中译者所起的作用、译作对接受语文　力。认清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意义问题保持清醒的批判　化多元系统的影响，不难看出译者主体能动性存在的合理　意识，既不随波逐流彻底解构、否定，也不盲目固执，对传统　性，这样也符合近几年来译者从隐到显翻身作主人的潮流，　译学中的问题习而不察。我们认为，考虑到翻译学科的本　上述理论综述性文章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　体，应该肯定文本阐释的有效性，肯定文本意义的相对确定　彻底支持译者的隐形或显形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可思议的，　性。文本阐释的有效性和确定性应该是一个具有一定模糊　除非持论者要满足自己某种特殊的目的。客观来说，译者的　性的相对性概念。一个稳定而客观的文本意义是可以通过　身份或者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既被动又主动，　既隐又显。中外译论中一些用来描述译者身份的隐喻性说　①王宗炎引自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　法反而直接而有效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比如“一仆二主”　出版社，２０００：４２６页。　８４　外国语文　各种手段而基本实现。问题的关键是文本阐释有效性的评　判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议综合赫施（Ｅ．Ｄ　Ｈｉｔｃｈ）的　“作者意图”和安贝托・艾柯（Ｕｍｂｅ￣ｏ　Ｅｃｏ）的“文本意图”，　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自己声明的“创作意图”也不能作为确定文本意义的可靠依　据，“不然文学研究就可以简化为数据收集整理和辨伪工　作。”（赵毅衡，１９９８：１０）因此有人认为赫施提出的方案仅仅　具有哲学意义，在实践中是无法证实的神秘主义。“赫齐　（赫施）意图论的基本重心在哲学问题而不是在实践问题　上。”（霍埃，１９８７：４３）　立体地考虑阐释客观性的评判标准问题，使翻译实践和理　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Ｅ．Ｄ．赫施（Ｈｉｔｃｈ）代表了阐释学内部对伽达默尔的批　判。他认为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三大原则支持了文本意义的　多元和开放，由于客观阐释不复存在，文本意义的有效性被　但赫施寻求文本阐释有效性的努力对翻译研究意义重　大。如果原文意义的确定性都无法保证，“非译”成为“译”，　整个翻译的基础就会被撼动，学科的本体也不复存在。国内　也早有学者对翻译本体研究的边缘化表示了担忧（赵彦春，　置换，导致了任何意义都有存在的理由的局面；而解释者也　因为“视阈融合”和“阐释学循环”的效用获得了阐释文本的　自由，“误读”不仅没有遭到否定，反而获得其正面价值。因　此，赫施指责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历史相对主义及可能　滑向虚无主义的倾向。　为了避免历史相对主义和意义的虚无主义，赫施坚持　认为客观的阐释是存在的。文本意义的阐释有其客观的标　准，这个标准就是作者的意图。在《阐释的有效性》（Ｔｈｅ　Ｖａ—　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一书中，赫施批评了从英美新批评到　伽达默尔阐释学的理论，认为他们的理论乃“语义自律论”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因为他们认为，“文学应当独立于作者　个人思想与感情的主观领域之外”，而且“所有的书面语言　都不受这个主观领域的制约”（赫施，１９９１：１０）。针对这些　理论，赫施提出两条判断文学含义的主要标准：“只有含义　本身是不变的，才会有客观性存在”；“含义是意识的而不是　文字的事情”。因此，赫施继承了狄尔泰的心理移情主义，　走向了作者心理的重建这条道路。他认为（１９９１：２７９—　２８０）：“解释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自身重建作者的‘逻辑’，　他的态度、他的文化给定性，简言之，也就是去重建作者的世　界。验证的过程虽然是相当复杂和艰难的，但是验证的最终　原则却是很简单的，即想像性地去重建陈述主体。”　为了给文本阐释的有效性找到坚实的基础，赫施创造　性地区分了含义（Ｓｉｎｎ）和意味（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含义”指的是　文本客观唯一的、作者意指的意义；而意味则是读者在每一　次阅读理解文本时对含义的理解，因而是多变的、偶然的和　主观的。文本含义的决定权在于作者的意图，而且作者的意　图只有通过心理的重建才能获得。如此，赫施便巧妙地解决　了文本释义的客观性问题。含义和意味的区分十分恰当地　解释了复译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仅从这里可　以判断赫施并不拒绝文本阐释的多元。　但赫施提出判断阐释有效性的标准是有问题的。理论　上看，由于作者的意图无法直接观察得到，需要阐释者的阐　释，而阐释者又怎样才能证实自己的阐释就是作者的真实　意图呢？实际上文本含义基本无法通过作者意图来确定，到　头来文本含义还是一种对文本阐释的阐释，最终导致无限　后推而毫无结果。而在实际的文本阐释过程中，读者直接接　触的还是文本。“作者是叙述信息的发出者，是整个叙述行　为的总出发点。但是作者恰恰是文学研究中最不可捉摸的　一环，……作者是最不稳定的因素。”（赵毅衡，１９９８：９）作者　２００３：６７；吕俊，２００４：５６）。同时应该看到，文本阐释有效性　的标准无法通过单一维度加以解决，作者意图可能只是其　中一个因素。在具体的阐释实践中，文本意义要在多种因素　的共同作用下才能确定，这其中包括作者的意图、文本生产　的历史语境、文本互文性因素、文本自身的语言结构以及读　者等等。因此意大利符号学家、小说家安贝托・艾柯（Ｕｍ—　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提出的“文本意图”便非常值得翻译研究者思考　借鉴。　艾柯认为有些阅读是对“无限衍义”（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ｅｍｉｏ．　ｓｉｓ）这一观念拙劣而荒谬的挪用。他试图寻找对诠释范围　进行限定的方法，希望借此能将某些诠释确认为“过度的诠　释”。艾柯在历史研究中发现人类对文本有一种诠释欲望。　某种知识类型越是神秘，人们就越想一层层揭开其神秘面　纱，解读出其中隐含的秘密，可这样一来人们反而觉得它深　不可测。潜藏在这种诠释传统下一个共同的心理原因是，　“人们对显而易见的意义往往持一种怀疑与轻蔑的态度。”　（艾柯，２００５：导论９）　艾柯相信我们可以——而且能够确认出哪个诠释是　“过度”的诠释，而不必花费精力去证明另一诠释为“合适　的”诠释。因此他在“作者意图”和“诠释者意图”之外又提　出了“文本意图”（艾柯，２００５：２６）的概念，以此限制读者在　理解解释过程中对权利的滥用，从而在文本权利和读者权　利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这里“文本意图”不能理解　成是对英美新批评文本结构主义的简单回归。后者是一种　文本至上论，在其代表人物维姆萨特（Ｗ．Ｋ．Ｗｉｍｓａｔｔ）和比　尔兹利（Ｍｏｎｒｏｅ　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看来，除了文本自身外，其它因素　即使有助于文本理解，也都被斥为谬误而遭否定。而“文本　意图”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同时考虑包括作者意图在内的　所有和文本阐释有效性相关的因素。虽然艾柯认为难以对　“文本意图”进行简单的抽象界定（艾柯，２００５：６８），但可以　在“文本的连贯性整体”（艾柯，２００５：６９）的构架中来证明、　确定文本意图：　当文本不是面对某一特定的读者而是面对一个读者群　时，作者会明白，其文本诠释的标准将不是他或她本人的意　图。而是相互作用的许多标准的复杂综合体，包括读者以及　读者掌握（作为社会宝库的）语言能力。（艾柯，２００５：７１）　面对文本多元阐释的局面，“文本意图”可以成为我们　８５　外国语文　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限制超额或欠额阐释甚至是有意误读的有力工具。以下的　达默尔上述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和质疑，认为“视阈融　例子虽被多次引用，但颇能说明问题。　合”观根本无视外部意识形态对理解和解释过程的干扰，因　在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望眼欲　而放弃了自己批判现实的功能和责任。　穿，盼望自己的新郎能在流亡之前，爬上挂在楼窗前的软梯　对翻译研究而言，“视阈融合”并没有考虑甚至回避了　进入她的闺房，与她共度难舍的一夜。这时，她手里拿着软　以下事实：阐释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的而对阐释　梯叹道：　过程施加压力，利用权力关系来压制他者的声音。“视阈融　Ｈｅ　ｍａｄｅ　ｙｏｕ　ａ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ｔｏ　ｍｙ　ｂｅｄ；　合”也随之成了单极的独自。因此伽达默尔提出文本意义　Ｂｕｔ　Ｉ，ａ　ｍａｉｄ，ｄｉｅ　ｍａｉｄｅｎ—ｗｉｄｏｗｅｄ．　的生成机制，更多地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如果它不是一种乌　朱生豪译文：　托邦式的幻想的话。而国内译学界更多地从纯粹理论层面　他要借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　来看待这一“融合”问题。人们重视的是翻译实践中视阈的　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　“融合”，可历史事实展示的却是硬币的另一面：客观唯一的　方平译文：　阐释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有的只是文本阐释的增值。不　他本要借你做快捷方式，登上我的床；　同阐释之间为了争夺那唯一的“客观性”地位而纷争不休。　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①　纵览西方翻译史，《圣经》的阐释和翻译牵涉进过多的权力　对比两译文可以看到，前者在揭示相关现象背后的原　纷争，或出于各教派势力此消彼长的权衡，或考虑民族国家　因方面很能说明问题，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在当前的　意识觉醒的需要，文本原意反倒占其次了。（谭载喜，２００４：　翻译实践中不能算作理想的译文，这类译文也不大会出现　２７）　在当前的总体话语语境中，倒是像方平的此类译文在目前　实际上，译者和原文文本两者的地位是不同的。作为阐　国内的翻译实践中占有优势地位，而且在理论上，异化式翻　释主体，译者可以行使更多的权力，操纵文本的阐释。因此　译也受到广泛而一致的推崇。虽然我们可以对第一个译文　译者与文本的这种对话多数不是一种理想的平等对话。为　作种种解释，其中一种是接受语文化（性禁忌）对译者产生　实现自己的意图和目的，译者借各种缘由对原文文本进行　影响，译者考虑到读者的接受不得不对译文作出了适当的　修改和重写，生产出彻底异化或归化的译文，它可能是因为　归化变通。但考虑到“这种语言所产生的‘文化成规’（ｃｕｌ—　美学趣味的差异，也可能源自语言外的考虑。中外翻译史中　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艾柯，２００５：７２），如莎士比亚写作的年　这种例子举不胜举。中国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大量改写原　代、文本的整体连贯性、当时语言所产生的整个话语系统，以　文，从文本结构到情节到叙事手法无一例外。翻译作品中的　及读者诠释文本的历史语境，方平的译文要更加符合原文　人名、地名、称谓乃至典故均中国化（郭延礼，２０００：６９）。这　本意。　难免让人产生疑惑，到底该如何审视当时的翻译，将之看作　４．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　翻译还是创作？英国１６世纪的翻译家德兰特（Ｔｈｏｍａｓ　Ｄｒａｎｔ）在翻译贺拉斯（Ｈｏｒａｃｅ）作品的前言中大胆地宣称：　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理解和阐释是在前理解的基础　首先，我现在所作的就像上帝命令以色列入对待漂亮　上，阐释主体在偏见的推动下，通过与阐释对象视阈问的融　的女俘一样：剃光他（贺拉斯的作品）的头发，剪掉他的指　合和对话而不断创新的过程。所谓“视阈融合”是指在理解　甲，就是说我删除他所有的虚荣和奢侈……我要将他英国　和解释过程中，阐释主体的视界和被阐释客体的历史视界　化。（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１９９２：６１—６２）　的相互融合和持续的对话过程。视阈融合本质上是“把过　这里哪又有什么视阈的融合呢。再看历史上对晚唐诗　去的意义置入当前情况下的一种调节或翻译”（伽达默尔　人李商隐的《锦瑟》一诗的阐释。②　１９９４：导言６）。一切阐释的产生都以阐释主体的历史性为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基础．即以一种从具体情境出发的对存在的前反思理解为　庄生晓梦迷蝴蝶，帝望春心托杜鹃。　基础。阐释主体由于是具体的特定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存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在，因此无法在阐释过程中彻底摆脱所有这些历史性造成　的偏见，即“前理解”。然而在伽达默尔这里，“偏见”并不是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一个否定性概念。相反，他公开承认偏见是“作为一切理解　这首诗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当中最晦涩难懂的诗歌之　的创造性基础”（伽达默尔，１９９９：９）而具有重要作用。　伽达默尔揭示了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它可以解释翻　①方平（序二），见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本进行的理解和解释。国内相关研究　２０００：６—７页。　对译者阐释原文过程的描述直接套用了这一模式，但对这　②张隆溪在《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一书中对　李商隐《锦瑟》一诗作了十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阐释。关于具体的　一模式本身没有任何质疑和批判。以哈贝马斯（Ｊｆｉｒｇｅｎ　阐释过程读者可以参考这里，因此本文不再赘述，而只是直接引用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为代表的社会批评家，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对伽　了他的结论。　８６　外国语文　一。由于语义上的模棱两可，几乎每一诗句都含义不明，对　《锦瑟》一诗的解释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悼亡　诗，是诗人为悼念死去的妻子而写；有人认为这是诗人自伤　和哀叹自己在社会政治中的不平遭遇。还有近代学者钱钟　书在大量细节阐释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因素和文化成规，认　为这是一首有关诗歌自身的诗，诗人这里在抒发诗歌创作　的苦乐。之所以出现这种阐释的差异，根本在于阐释者在开　始理解和解释的时候有意无意进入了阐释学的循环。　每一位评论家都可以指出若干细节在逻辑上的一致性　来支持自己对整段文字的理解；与此同时，每一位评论家之　所以都能把有关细节安排到一贯的结构中去，却仅仅因为　他对原文事先已有某种初步的理解。（张隆溪，２００６：２０４）　阐释者在理解文本之前，心中就已经形成了理解该文　本的固定框架。在这个整体性框架中文本才被一点点地理　解，而这种局部的理解又反过来逐渐增加对已有阐释框架　的支持。阐释者在开始解释《锦瑟》之前就将诗歌本身置于　一定的类型框架中了，因而随后的阐释就会沿着各自的路　走下去。就这首诗歌而言，有多种版本的英译。其中许渊冲　（１９９７：３４０—４１）就持“悼亡说”，将题目翻译成“Ｔｈｅ　Ｓａｄ　Ｚｉ￣ｅｒ”；杨宪益、戴乃迭（２００３：２７９）则持“自伤生平说”，将　题目翻译成“Ｔｈｅ　Ｇｏｒｇｅｏｕｓ　Ｚｉｔｈｅｒ”；Ｊｏｈｎ　Ａ．Ｔｕｒｎｅｒ（转引自许　渊冲，１９９７：３３８）虽然也持此说，但题目则翻译成“Ｊｅｗｅｌｅｄ　Ｚｉｔｈｅｒ”。由此可见，阐释学循环能增加文本阐释的可能性，　但却无力在各种阐释之间作出价值判断。虽然人们对这首　诗歌的阐释各异，但在《锦瑟》一诗的众多阐释当中，钱钟书　先生的阐释和理解在很多人看来是最周全而且具有说服力　和有效性的。那么依据钱钟书先生的阐释而翻译的译文应　该是最接近原文本意的，因此也应是众多译文当中最有说　服力的。当然，最有说服力的阐释和翻译并不排除也无法排　除其它阐释的存在。毕竟创造性的“误读”开启了原文意义　的多元景观，使得整个阐释过程变得有趣，“诠释只有走向　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　识；尽管这种诠释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有其价值，然而它却像　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艾柯，２００５：１１９）但有一点是必须　明确的：不能仅仅因为有趣就认为所有的阐释都是“误读”。　文本客观意义的存在给翻译实践提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　在不断地阐释循环中，在综合的考辨文本意图、作者意图、语　言文化成规、文本互文性和读者阐释的历史效果等方面后，　无限接近文本的原意，提供一个最优效果的译文。如同翻译　标准“信、达、雅”一样，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５．结语　鉴于以上的分析，对哲学阐释学应当作以下进一步的　拓展，以适应翻译研究的需要：　首先，坚持区分文本含义和意味，文本含义是稳定的，可　以通过各种手段而基本把握，但它是一个相对的、模糊性的　概念。这样便可以有效抵制因文本意义的异延对翻译理论　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和实践产生的负面性冲击。但文本含义的决定因素不应该　完全由作者意图来决定，文本意义阐释的主要标准应该是　“作品意图”，同时还应考虑作者以及其它具体的语境因素，　综合阐释文本的意义。多元阐释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乐趣，　但它们中间有更为有效的阐释。如果单纯为了文本阐释的　乐趣而走向彻底的实用主义阐释观，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　来说将带来更多的混乱和无序。甚至会出现翻译作品难以　出版的窘境。①　其次，保留阐释学循环在解释翻译现象中发挥的作用。　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同的译文。但相对情况下有　更好的译文，阐释学循环恰恰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存在的　现象，但它仅仅提供对现象的解释，放弃了对多元价值的价　值判断，具有相对主义的倾向，在伦理道德上也具有相当的　危险性。同一文本虽然会有多种译文，但并不是所有的译文　都是有效和客观的。　再者，要看到“视阈融合”存在的问题，批判“视阈融合”　的理想主义色彩。文本意义的阐释不全然是客观和中立的，　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可能影响阐释的过程和结果，使得阐释　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故意作某种阐释。若一味重视视阈　的“融合”，便会无视翻译活动背后的权力关系。实际翻译　中存在视阈的“冲突”，要能够发现背后权力关系的运作，时　刻警惕译者以自身的意识形态来影响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和　结果。批判“视阈融合”的理想主义色彩，能更好地帮助我　们坚持文本阐释的有效性，纠正受意识形态影响而遭扭曲　的译文。　最后，怎样看待西方翻译理论和西方后现代理论思潮　也更具有启发意义。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原理可以作为　我们思考翻译理论的原则和方向，它带来的识见与其说给　误读误释、译者主体性、创造性叛逆等具体层面的问题以理　论的支持，还不如说它更多带来的是继续思考的可能、方向　和深度。对于后现代思潮，应该认清它潜在的破坏性基因。　它虽然能够提供某种深刻的启示，但有时却是片面而偏执　的。“它打出的旗号是反叛、叛逆、消解。这种‘理念’与翻　译本身固有的进取的、积极的‘存在意向和目的’、强烈的建　设欲望格格不入。”（刘宓庆，２００５：２９３）应该说批判性接受　才是创新性研究的起点。　①张南峰教授在《中西译学批评》书中抒自家翻译甘苦，在总　结自己的翻译实践时曾言：译者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忠于作者；　第二，与作者心灵相通；第三，敢于与作者比赛，就是说，你写得好，　我要翻译得比你更好。但是接着他语调一转叹道：我采用的翻译策　略，并不符合中国的主流观念，这使我吃了一些苦头。出版社请一　位英语教授审核我的《王尔德喜剧选》，得到的评语是“错漏百出”，　差点令我的译文无法出版。在忠实于作者的前提下，译者有所创译　和发挥尚且面Ｉ临阻碍重重，那些置原文本意和作者于不顾的阐释和　翻译，命运应可想而知。见张南峰（自序言），《中西译学批评》，清华　大学Ｌ｝｛版社，２００６，Ｖ．ＶＩ。　８７　外国语文　参考文献：　。［１］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Ｌｏｒｉ．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　１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Ｖｅｎｕｔｉ．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２．　［２］Ｄｒｙｄｅｎ，Ｊ．“Ｍｅｔａｐｈｒａｓｅ，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ａｎｄ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ｘ－　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Ｏｖｉｄ’ｓ　Ｅｐｉｓｔｌｅｓ”（１６８０）［ｃ］／／Ｒ．　Ｓｅｈｕｌｔｅ＆Ｊ．Ｂｉｇｕｅｎｅｔ．Ｔｈｅｏ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ｉｎ．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３］Ｓｎｅｌｌ－Ｈｏｒｎｂｙ，Ｍ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４］安贝托・艾柯等．诠释与过渡诠释［Ｍ］．王宇根，译．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　［５］辜正坤．玄翻译学引论［Ｃ］／／辜正坤，史忠义．国际翻　译学新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的分期及其主要特点　［ｃ］／／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７］赫施．解释的有效性［Ｍ］．王才勇，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１．　［８］霍埃．批评的循环——文史哲解释学［Ｍ］．兰金仁，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９］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Ｍ］．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０］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Ｍ］．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１９９９．　８８　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１１］李商隐．李商隐选集［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１２］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Ｍ］．北京：中国对外　翻译出版公司，２００５．　［１３］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Ｊ］．外国语，２００４（４）．　［１４］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Ｍ］．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４．　［１５］谢天振．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解释学理论与翻译　研究［Ｊ］．外国语，２０００（３）．　［１６］许渊冲．中诗音韵探胜［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１７］唐诗・宋词［ｚ］．杨宪益、戴乃迭，译．北京：外文出版　社，２００３．　［１８］张隆溪．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Ｍ］．南　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９］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Ｍ］．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Ｏ］赵彦春．对“摆布派”译论的译学反思［Ｊ］．外国语，　２００３（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７—１９　作者简介：梁真惠，昌吉学院副教授，北京　币范大学博士生，　主要从事比较文化与翻译学研究。　耿强，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翻译　学研究。　责任编校：路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