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

吴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明珠——良渚文化

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源头可远溯至一万年前的太湖三山文化，而后历经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演变。自商末至春秋历时七百年的吴国在吴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融合中原文化与荆蛮土著文化，逐渐构建了既具中原文化色彩、又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吴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吴文化不断演化、更新，形成了经济领先、水运便利、教育兴盛、人文荟萃、开放创新的地域文化特色。

而很早之前我便对吴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很感兴趣。这起源于蔡骏的《荒村公寓》《荒村归来》两部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个叫阿环的良渚古国的末代女王。作家从出土的良渚文明,再加入想象,虚构出女王、玉指环等精密情节。使其作品蕴藏着浓重的东方神秘氛围，这种氛围不仅存在于将中国古老文化——良渚文化作为解谜线索等，更在于注重用唯美的语言塑造意境这一典型东方文学手段。我不禁对这种四五千年前古人们就掌握了精密的微雕技术感到好奇。这是一个迷，他们如何开采玉矿，他们怎样进行微雕，那些玉琮玉环有究竟是何等的鬼斧神工？这些都是深藏在我心中的谜团。想不到今天的鸿山一行，居然让我亲眼目睹了良渚玉器！

鸿山遗址位于无锡新区鸿山镇东南部，遗址范围内分布着100多个文化墩，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墩40余座，遗址内同时还发现了史前马家浜文化以及良渚文化。鸿山遗址浓缩了吴越文化的精华，是无锡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历史发现之一，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主要为良渚、崧泽和马家浜的文化堆积，共清理了良渚文化高台墓地和并列的良渚文化祭台２座，墓葬０座，其中３座为随葬大量玉器的贵族墓；良渚

文化高台墓地双祭台的发现，是本次挖掘最重要的收获；而出土的新的玉器器形，为研究良渚文化玉器增添了新的内容。

丘承墩遗址的地层堆积共分为６层，第４层为为良渚文化高台墓地的堆土，高台的边缘部分为斜坡状堆积；第５层为崧泽文化的地层堆积，第６层为马家浜文化的地层堆积，均发现有房基、墓葬等遗迹。

拿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中规模最大，位置最显著的那个坑来说。长方形竖穴土坑，打破高台。随葬器物有玉器３０件（组），石器８件，陶器１９件。头部置一贯耳壶以及玉珠、管、扣饰、绿松石饰件；身部左侧主要随葬玉琮、钺以及石钺、石斧等；右侧主要随葬玉璧；足部主要随葬陶器。玉器有琮２件、璧９件、钺３件、镯２件、锥２件以及坠、镦、珠、管、扣饰等；石器有钺３件、斧５件；陶器有鼎、豆、贯耳壶、罐、盘等，时代为良渚文化晚期。

两座祭台的时代为良渚文化晚期或晚期的偏早阶段。这样看来，大家一定会产生一种疑问，这良渚文化有什么稀奇的呢，不就是出土点玉器陶器吗？其实不然，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吴文化（环太湖地区)中的良渚文化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使研究者们或者认为它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认为它已进入文明社会，已形成文明古国。又因为叠压在它之上、作为后来者的马桥文化并未继承它那以独特的玉文化为灵魂的种种文化因子，故而又认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并对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为什么一个已接近文明的文化会突然消失？代替的却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使其消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良渚文化其精致到至极的玉文化由何而来，为何没有承接下去，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是良渚文化令许多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也是其神秘

之处。

在良渚文化中，玉器的发达是其一大特点。就其数量来讲，据统计，仅出土或传世的大件琮、璧玉器，已有上千件；良渚文化各类玉器总计，达近万件之多。而良渚文化的大墓，一座墓出土的玉器也是数以百计，为此有学者提出良渚文化大墓随葬大量玉器的现象是“玉敛葬”。（用各类玉器来装配死者，特别是某一种或几种玉器达数十件之多，在这里玉器就不仅仅是“象征物”，而是带有灵性含有神力的神物，给死者装配各类玉器是为了给死者带来或增加各种神性和神力，每增加一件就为死者增添了一份神力。)再就良渚玉器的品种和分类而言，据林华东先生统计，良渚文化玉器的品种至少有61种之多，按其功用，可分为礼器、装饰品、组装件和杂器四大类。良渚文化玉器的精美，制作技艺的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兽面纹和人兽结合的所谓“神徽”等纹样，其表现出统一而强烈的宗教崇拜的意识形态，更是震撼人心、耐人寻味。今天我看到的一款玉覆面上就雕刻有兽面纹，一个婴儿巴掌大的玉覆面，却细细雕刻着重重花纹，除了玉覆面，还有各种玉凤，我真无法想象，在几千年前，缺乏精细雕刻工具的那些玉匠是如何制作打磨雕琢这些玉的，而这种精细的微雕工艺又怎样在传承时隐匿消失。

面对良渚文化玉器的这些现象，从文明起源的角度看，许多学者都在“玉礼器”和“礼制”方面发掘它的社会意义。如苏秉琦先生指出，“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宋建先生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功能不是装饰，而与青铜器相同，也是政权、等级和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因而，良渚文化的玉器，也是文明的要素之一。邵望平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良渚文化那种刻有细如毫发、复杂规范的神兽纹的玉礼器绝非出自野蛮人之手。它必定是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第三种力量支配下，由专职工师匠人为少数统治阶级而制作的文明器物。由于同类玉礼器分布于太湖周围甚至更大的一个地区，或可认为该区存在着一个甚至数个同宗、同盟、同礼制、同意识的多层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或邦国集团。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制的核心是贵族的等级名分制度。作为礼制的物质表现――礼器，当它

在祭祀、朝聘、宴享等政治性、宗教性活动中使用时，它既是器主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象征，又是用以“名贵贱，辨等列”。良渚文化中的玉礼器发挥着青铜礼器的功能，其使用更多的可能是在宗教祭祀当中，但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当时社会中等级和分层已出现，而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凡随葬玉器、玉礼器众多者，恰恰是一些贵族大墓。所以，我们从良渚文化玉器发达这一现象，看到了它的宗教气氛之浓厚，看到了礼制和贵族名分制度的形成。

而我们反观之前的吴地，六朝以前，吴地尚武近蛮。当北方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趋向于好儒备礼、温文尔雅之时，吴地却崇尚勇武。斗将战士，侠客兵家，好相攻击，轻死易发。其时，吴地在中原人眼里等同蛮夷。太伯、仲雍奔赴江南，被说成是“乃奔荆蛮”。中原流行峨冠博带、宽袍大袖时，吴地人则是短绻不结，短裤攮卷，甚至其衣襟也以左衽与中原的右衽相对。而至现今吴地园林之秀，菜肴之精，文人之众，科考之盛，书画之美，戏曲之雅，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不具述。明清吴地文化灵活、纤巧、文雅、开放、重视人生，其中含有不少被今人称之为现代性的因素。在这其中良渚文化显然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礼教方面。

丘承墩遗址是继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昆山，赵陵山、武进寺墩、常熟罗墩、江阴高城墩等良渚文化墓地后，江苏省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良渚文化遗址。遗址中，又一次发现了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叠压关系，第一次发现了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中并列的双祭台，而人面纹坠形玉饰为新发现的良渚文化玉器器形。无锡丘承墩遗址的发掘，无疑为良渚文化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于研究良渚文化的原始宗教、研究良渚文化晚期向北的扩张和探讨华夏吴文化的起源，均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