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命运

题 目：析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命运

姓 名： 贺伟芳

学 号： 061070412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分 校： 娄底电大

教 学 点： 双峰电大

指导教师： 胡世平

2008年 月 日

析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命运

【摘 要】张爱玲从一个女性书写者的立场出发，以犀利的笔触刻画了一系列女性形象，本文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具体分析来展示她们的生存困境，揭示其生存悲剧的根源，从而了解张爱玲笔下苍凉而又现实的人生。同时作者对女性形象的有力刻画，也传达出自己深刻的女性意识，这不仅与时代背景相联系，同时与作者的个体经验，写作立场不无关系，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女性形象 悲剧命运 女性意识 男权文化

目 录

一、 女性悲剧命运的形成原因………………………………………………………1

（一） 男权文化制约……………………………………………………………1

（二） 女性的自我奴化…………………………………………………………1

二、 女性悲剧命运的具体体现………………………………………………………2

三、 女性抗争悲剧命运………………………………………………………………3

四、 女性悲剧命运所体现出来的意义………………………………………………4

参考文献………………………………………………………………………………5

析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命运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孤岛上海，一位女性作家横空出世，她就是张爱玲，她以老到犀利的笔触创作了一大批表现沪港洋场社会的浮世悲欢的作品，而执着于对女性的书写，是她最主要的切入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亲身体会到了女性生存的艰辛与不幸。早熟早慧的文学天才，古典文学的深厚根底，家世的兴盛与衰弱，婚姻的失败让她格外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处境。在作品中，张爱玲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刻画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反映了男权制下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命运和金钱欲下深度扭曲的人性。同时张爱玲又背离了以往的女性主义描写，以自己独特的女性书写立场瓦解着传统的女性神话，其深刻意义和文化价值不言而喻。

一、女性悲剧命运的形成原因

张爱玲笔下的女人们无论像七巧那样挖空心思，还是像碧落那样忧郁终老，或是像薇龙以牺牲自己的肉体换取爱人之心，甚至像流苏看似的结局，都在诠释着这样的主题：女性始终未能逃脱悲剧命运的安排。而形成这种悲剧命运的根源又是什么呢?以下试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男权文化制约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自母系社会解体之后，女性的地位便一落千丈。由于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在家庭中，她们成了男子奴役的对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在社会上，她们更是被打入地狱的群体。归纳地说，就是人性在遭受着兽性的践踏。与这种野蛮的践踏相伴随，还出现了许多歧视和污蔑女性的理论。有的古代哲学家企图证明女子不属于人类，而等同于动物或植物；口口声声讲究众生平等的佛教也很蔑视妇女，这些理论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证明妇女本来就不存在也不配有人的尊严，另一方面又要求她们安于被奴役的地位，顺从的任凭男性的践踏和奴役，而不允许有任何的不平与不满。

这种女性的世界性的失败和被压抑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在那个父权夫权为中心的社会下，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天理人情等为女性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让她们欲罢不能，就算是叛出父门夫门，也不可能与男人并肩而立。张爱玲对此进行了调侃：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但终究能走到哪里去呢。正是这种对女人现实处境的清醒认识，在张爱玲笔下就出现了大批以结婚为职业的女子，她们费尽心机地想踏进男门，以太太的身份领取一张长期的饭票。这与早期的女权主义者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她们就必须为了有利可图而结婚；

（1）的言论不谋而合。故她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牺牲了自己的光阴并合法地出卖了她们的身体”

张爱玲笔下众多的女性人物形象如七巧、流苏、曼璐、薇龙、娇蕊等，在这个生存压倒一切的现实命题面前不得不忍受着羞辱和无奈，千方百计的进行着爱情名义的远征。最终无法掩藏的是失败后的羞愤。这些都是由于男权文化的影响而造成的女性生存悲剧。

所以做一个男权社会认定的女人，是张爱玲笔下女人的最好归宿。男性借此便成为女性人生悲喜剧的直接导演者，在男权的淫威下，女性不知不觉就丧失了一切，就像茉莉花一样在淡淡的清香中释放了短暂的一生。在《茉莉香片》中，张爰玲借冯碧落如泣如诉的表达着女性不为人知的孤独和。张爱玲似乎更懂得女人，懂得女人过去的沉重负荷，懂得女人在男权社会中的种朴苦楚，男人在女人的世界中总是掌握着主动权，不管女性是“放荡”还是“端庄”，被鄙弃的命运总是在冥冥之中等候着她们，让人无法逃避。这就是女人的两难处境。

(二)女性的自我奴化

傅雷先生说过：“人类最大的悲剧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以诅咒反抗攻击；至于个人的情欲主宰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愤的目标，更遭到自作自受的谴责，可见女性悲剧并不仅仅在于外界如何给女人强加一种命运，更在于女人自己如何为自己“制造”

（2）对这一点，张爱玲认识得非常清楚。在《谈女人》中，张爱玲提到：另一种命运。“我们的文

明是男子的文明。女人当初之所以征服，成为父系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人，但男人的

（3）这种议论表露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豹虎，何以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光怪别人是不行的。”

出她深层的思想意识：女人由于身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所以女人之所以被男性奴役也有自愿的因素，时间久了，自然发展为对男人的依赖。于是张爱玲把探寻女性不幸的目光转到女性自身，从女性自身的性格中挖掘其不幸的根源，探究出女性生存背后的另一种境况。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女人之间的斗争表现的尤为明显。女人之间本应该是朋友的关系、亲情的关系、和谐团结的关系，本应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但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不是这样，母亲不再高尚伟大，反而成为破坏女儿幸福的祸首，成为女儿追求自我道路上的绊脚石。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姐妹之情不可靠，如《半生缘》中的曼璐。旁系亲缘更不可靠，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粱太太。女人和女人很少因为同受男人羞辱而同病相怜的，反而是变本加利的猜忌和讽刺。女人对女人的要求比对男人更为苛刻。这些都更加助长了男性的嚣张和压迫。

还有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在最初投靠有钱有势的姑姑粱夫人时是纯真的：只要我行得正立的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但是在遇到乔其乔之后，防守底线便彻底崩溃了，她在他身上付山了她的爱，她对生活的美好理想最终还是寄托到了男人身上。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她们千方百计地要抓住生命中的男人。如曹七巧为了抓住儿子而不惜破坏儿子还不算不幸的婚姻；顾曼璐为了坐稳祝太太的位置，不惜出卖亲妹妹的清白；流苏为了抓住范柳原，处心积虑。张爱玲在暗示，女人对男人的依赖使她们太关注男人，仿佛男人才是她们生命的全部。

另外要说明的也是比较根本的一点是张爱玲描述的这些卑微的女奴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甘愿为奴的。《传奇》前言说：“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4)这些普通人多半是普通的女性。在外表上她们各具有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

洋教育的知识女性，但骨子里，却都惊人的拥有一颗女奴的魂灵。这些女性，大都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她们坦然的无所困惑的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在她们身上总一样弥漫着——种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仍旧只属于生活在阴暗中的女奴。在这些女性中，无论是七巧、流苏、薇龙都被一只巨手扼制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世世因袭的女性生来是男性附庸的“原罪意识”。张爱玲以女性的直感和善悟的聪颖去临摹挣扎在心狱煎熬中的世代女性群像，充满了对女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

由此可见，张爱玲从这两个方面对女性的生存悲剧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女性命运进行了最透彻入微的剖析。她认为女性的群体悲剧也不能“单怪别人”，也应该从自身去找原因，要在严格的自我反省中开掘出一条自我拯救之路。

二、女性悲剧命运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女性作家里，还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那样以对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去孜孜于女性凄

惨悲凉命运的写生的，她的笔端指向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的人生是苍凉而苦难的，而且几乎没有一个走出婚姻的城堡。从以下几部作品的分析中我们便可以体悟到女性的生存本质。

《金锁记》叙述的是曹七巧如何一步步被黄金的枷锁扭曲了自我人性的故事。人类的欲望及异化，在曹七巧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她为了能进入虽然已经破落但仍然是贵族的姜公馆，嫁给了患骨疾的姜二爷，但畸形的婚姻造成了她畸形的性格，姜公馆里谁都轻视她，连丫鬟都敢对她冷嘲热讽。她渴望情爱，但在丈夫和三少爷身上却都得不到满足。再加上封建礼教，她不得不强烈压抑自己的性情。当她的最后一点情欲之火熄灭后，她开始变得刻薄冷酷并进行疯狂的报复。先是“恋子”，探究儿子和媳妇的私事，最后逼得儿媳致死。然后又是“妒女”，自己没有得到过的幸福生活，女儿也别想得到，最终葬送了女儿的婚姻。在欲望的折磨下，曹七巧毁掉了自己的生命，又拉上子女作为自己的陪葬品，最终沦落为一个眼中只有金钱没有亲情的恶毒残忍的魔鬼。张爱玲围绕着欲望的沉沦把人性心理的暗角描摹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从中我们可领略到畸形性爱架构中女性的堕落。

《倾城之恋》讲述的是白流苏和阔绰的华侨子弟范柳原之间金钱与色相交易的故事。白流苏把仅有的青春和名誉赌在这场婚姻中，力图以结婚为归宿，而范柳原却只想保持着情人关系。两人同样聪明，同样自私，在进进退退，机关算尽，目的都是力图使对方让步。在这场不无一点真情，本质上是金钱与色相交易的情场角逐中，流苏历经周折，最终还是做了柳原的。就在柳原准备离港经商之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港战期间共同的生活经历和生死炼狱，唤起了柳原对流苏的真情关切，终于同意与她结为夫妻关系。看上去这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故事深处却蕴涵着沉重的悲哀。在文中，金钱成了制约一切的力量，它吞噬了本属于流苏的手足情，母女爱。没有了金钱，流苏不顾一切地去寻找经济上的依靠；没有了金钱，流苏以婚姻作为代价去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这一切都是现代社会金钱扭曲人的灵魂造就的悲剧，展现的是女性在战争和金钱面前的脆弱和无奈。

《沉香屑第一炉香》叙述的是一对姑侄梁太太与葛薇龙的生存故事。葛薇龙原以为投靠姑姑能够得到更好的读书机会，却不曾想在姑姑的引诱和误导下，成为姑姑招引男人的工具。原以为自己行得正坐得正就不怕别人的闲话，然而三个月的功夫，她就变了，她的生活准则一次次打折扣，她既经不起物质享受的诱惑，又无力抵抗自身不可理喻的热情，终于成为第二个梁太大。薇龙也意识到自己和街头的妓女没什么两样，只是她们是被逼的，自己是自愿的而已。薇龙的悲剧来自于她自身的弱点，她无法抗拒金钱的诱惑和情欲的主宰，进而一步步走向堕落。

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无不在为自己的生存而苦苦支撑着，她们没有别的办法，无论是经济还是精神上都无法，女性要生存就不得不寻找经济上的依靠，寻找婚姻上的保障，不惜牺牲掉自己的终身幸福甚至生命。而这种方式仅仅是让她们掉入到另外一种生存的险境，人性被金钱

（5）异化了，奴性也成了女性的本质特征。“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几千年女人就是这样辛酸屈辱的生活着，经营着生活、婚姻、爱情。尽管爱情只是一个虚有的名号，对这些女人来说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一切都表明女性的生存状态是何等的苍凉与绝望!

三、女性抗争悲剧命运

尽管张爱玲作品中描写的女性大部分都受制于男权文化，人性被金钱所异化，但她们都以一种正面或负面的方式抗争了，她们力图去证明自己在男性中心社会的存在，力图去证明一种潜在的抗争意识，尽管抗争的结果是那么的凄凉和无力。

首先来看一下《金锁记》中的七巧，她有着反抗压迫的强烈意识，她是一个带着金钱枷锁的女人，是一个戴着封建镣铐挣扎的女人，在宗法的关系男女、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身份的情况下，无论七巧是循规蹈矩甘于忍受自己被分配的角色还是离经叛道反抗命运，都注定要陷入一种艰难的生存处境。但值得一提的是，七巧形象与传统文学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即逆来顺受、俯首贴耳和最富有牺牲精神的创造物相去甚远，她不愿象钱玉莲、李纨、窦娥那样，压抑人

性活守寡，做封建道德的楷模。而是努力在情与理的矛盾旋涡中苦苦挣扎，尽管她的反抗呼声是微弱的，反抗的方式是畸形的，甚至是丑陋的，但是仍然掩不住她对不公平命运反抗的光芒。

其次张爱玲描述的另一个抗争女性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尽管为负面残缺的形象，但作者的目的是试图用反面的教材去警醒人、改变人。白流苏——依附在金钱上的女奴，虽然她表现出了很强的女性自主意识，但为了寻求经济上的靠山和向族人炫耀的资本，她不惜抹黑了自己的良心，丧失人格尊严的生活着。

她是一位出身旧家庭的小姐，有才气、有智慧，她大胆的和第一个败家子丈夫离婚，离婚后，她被穷酸的兄嫂骗光了钱，又被冷嘲热讽的撵出了家门。但是她又不甘心堕落，于是凭着自己残存的二十八岁青春及一点女性的机巧和赌徒的胆量去追寻归宿，昧着良心抢走了本属于七妹的范柳原。当感觉到范柳原不是真心对待自己时，她便机智的与之周旋较量。虽然她身上具有贪图金钱爱慕虚荣的小资产阶级特性，反抗的手段也略显得低下，采用的是软磨硬泡的行为，但至少她为了生存而抗争了。

最后要提到的也是张爱玲笔下的一个较为完整的形象。即《十八春》中的顾曼桢，她集中了传统女性和新女性的全部美德，也寄托了张爱玲的性别期待和理想。她是姐姐的陪葬品，尽管她是那样的善良和坚强。在那样一个大灾难时期，所有的付出和牺牲好像都是徒劳。无论曼桢怎样起早贪黑地挣钱，家里的生活都不见好转。无论曼桢怎样的自尊，自爱，她都摆脱不了顾家父母因姐姐“身世”对她的猜忌；不管曼桢怎样努力追求美好的爱情，她陷入被凌辱的罪恶深渊都注定为客观事实；尽管曼桢是那样厌恶憎恨祝鸿才，但她却为了无辜的儿子，突然改变主意嫁给祝鸿才。这环环相扣的悲剧结构使”世”的黑暗痛楚笼罩在曼桢身上，一切显得异常的荒诞却又仿佛在情理之中，曼桢似乎永远部逃脱不了命运的捉弄和无边的黑暗。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曼桢始终在努力着、抗争着……。

张爱玲对这些抗争女性的塑造，尽管都是一些饱受不幸的女性，尽管她们的反抗不够彻底，但到底是去抗争了。

四、女性悲剧命运所体现出来的意义

张爱玲的写作，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她揭示并接受了人性丑恶的客观事实，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注视她笔下的众多女性，这突出表现为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刻同情。而这种同情使作者致力于女性悲剧命运的刻画，具有深刻的意义。

首先，通过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传达出张爱玲清醒而强烈的女性意识。说到这一点，可直接取证于她的小说《霸王别姬》，小说文本对中国这一著名散发着典型男权气息的传奇做了性的改写。我们看张爱玲是怎样了二千年前她的一个美丽同性的生命意识：“……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然而每逢他睡了，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然而她呢，她

（6）仅仅是他高吭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没有任何人能够无视这字里行间闪现出来的

一个女性对于男权，对于千古以来“英雄加美人”的故事模式，对于女人必须充当男人腰带上漂亮的坠饰和他的伟大业绩的殉葬品等等不公正显示的叛逆之光!这种叛逆之光在张爱玲的文本中一再出现，《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以丈夫为天的温柔娴静的白玫瑰，在表面上正人君子，实际上虚伪冷酷的丈夫压迫下，成了一个苍白、病态的绝望的女人。《茉莉香片》里，冯碧落结婚以后，“成为抑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淡了，霉了…”

（7）《相见欢》里，“荀太太从前眼睛那么亮，还有种调皮的脾气，一嫁过去眼睛就呆了”。(8)《倾

城之恋》里，流苏与范柳原同居后，范柳原不负责任的离开，剩下流苏一人在租来的房子里，她想着怎么消磨以后的岁月。在张爱玲的又一名作《金锁记》里，这种反叛意识甚至使她公然地对从男性目光看来无疑是“恶女人”的曹七巧表示同情。七巧被哥哥所代表的父权卖给了姜家，她失去了人的自由。更可悲的是，她连最基本的性爱的权利也没有，最后她冒着“法”的威严

向季泽求爱……这些都体现出张爱玲女性意识的建构。而这种女性意识的萌发与作者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等多种原因是有关的。在张爱玲的童年世界里，母亲对她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使得张爱玲对女性的秀雅丰韵有了一种独特的发现和一份自觉的追求；其次封建家庭性别歧视的压力，使她从小便萌发了要为天下女人争取正当权利和人格尊严的渴望和信念。另外张爱玲后来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也对她的女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她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大家庭。没落的晚清贵族后裔的悲凉，父母的失和离异，缺少爱和沟通的家庭生活造就了她敏感孤寂的内心，她一方面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她所受的又是新式教育，这使张爱玲较之同龄人能更早的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让原本就存在的朦胧的女性意识进一步明晰化。旧式教育的深厚根底和西式教育的浸润，使她对所处时代的芸芸众生有着透彻的认识。因此张爱玲便通过笔下女性人物的塑造来表明了她的人生观和女性意识。

其次，通过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传达出张爱玲对男权文化的无情批判。在作品中，她对男权代表的命运进行了毁灭性的设计。如《十八春》中，作者通过对二人命运结局的安排对男权文化价值予以了解构，她让沈啸桐彻底死去了，而让祝鸿才生意上破了产，家庭上曼桢和他离了婚，他失去了经济和感情的双重空间，男权空间也被彻底摧毁。而且作者对男权文化价值观的解构也表现在社会制度的更新上，这是最彻底的解构，从社会制度上了男权统治。我们来看《十八春》的最后，新中国建立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带来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时代氛围，旧家族和旧生活方式的时代正式退出了舞台。生命哀伤的底色已被新生活的明快所掩盖，个体生命也把握了自己的命运。到此张爱玲完成了这部作品也是完成了她全部创作对男权中心的彻底解构。

最后，通过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传达出今日女性获得真正的可能。尽管张爱玲笔下女性所代表的那个年代已离我们远去，可女性的悲剧命运却留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思索，这正影射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生存的实态。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如今许多妇女已走入社会，在各行各业担任着重要的角色，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平年代的生活，尤其是工业化向知识经济转型时期，体力劳动所赢得的社会收益和社会地位不再处于优势。男性和女性在电脑

前操作文字系统的效果可能是一样的。当性别分工日益模糊时，女性也便有了做强者的反思。女性在如今社会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参与性。但是在社会性别角色意识中，传统色彩依然浓重，仍然有许多妇女的地位没有多大的改变，她们仍有挣不脱的家务负担，仍把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婚姻和男人身上。这些都是因为男权至上，男尊女卑的社会传统仍有很大的惯性。因此，只有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彻底摧毁了，才能彻底结束女人受压迫的历史。女性只有持之不懈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才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可能。

参考文献：

[1]：《歌德谈话录》 出版社1978年版

[2]：《歌德谈话录》 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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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贾平凹文学集》 文学出版社

[5]：《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6]：《路遥文学集》 出版社

[7]：《新写美小说集》 出版社

[8]：布勒东：《娜嘉》

[9]：尤奈斯库：《犀牛》

[10]：郭运礼《中国近现代文学概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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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作者(签名) 贺伟芳 2007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