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众所周知，作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韦伯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其代表作的。然而，这部书面世之初却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荣耀，反而是遭到教会的批判，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但是学术上的论战、宗教问题的纷争使得这部“饱经沧桑”的著作历经批评却依旧流传下来，并逐渐得到了公众的认可。这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就连韦伯本人在书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评价道，自己不得不采用一种宗教人士看起来谬误浅薄，但普通读者感到深奥难懂的分析方式去论述宗教精神问题，同时又不得不把读者带入到一个臃肿的注释当中。

而本书的具体内容也正如作者自己所认识的，不仅在宗教问题上艰深难懂，更在于注释的篇幅几乎与正文相差无几——就阅读与本文的写作而言，我只能根据正文的内容，尽量参考注释（有时注释反而会带来更大的疑问）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一个粗略的梳理。

一、一个有关时代的问题

米尔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那就是社会学想象力。简而言之，他似乎是在启发我们，看到一个社会现象，一定要从纵向的时间看看他是否一直如此，从横向的世界对比看看他是否全都如此。如果这一概念真如我所说的这样，那么韦伯在我眼中就是一位最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人物了。韦伯所处的时代，或说成书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繁荣的时刻。而韦伯则从历史视角出发，集中全力运用宗教社会学理论解决“资本主义何以成为今天的资本主义”这一宏观问题。不过作者并没有从传统的社会诸多要素中入手，而是仅仅集中在了一点，就是宗教文化带来的对资本主义全面改观的影响。

韦伯首先描述了资本主义在“现今”的样子：“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有如西方那

样，让生活上的政治、技术与经济等基础条件，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生存，如此绝对而无可避免的落入受过训练的专家所构成的官僚组织的罗网下：技术性的、工商业的、尤其是法律上具有专业训练的国家公务员，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日常技能的担纲者。”但是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并非一直如此的，因为韦伯坚信资本主义，如果按照贸易资本运作的概念来界定的话，是古已有之的，只是一些元素的出现，使之对生活产生了如此巨大的作用。

这就涉及到了韦伯心中的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呢？他认为资本主义要有两个含义：其一就是“基于利用交易机会而追求利得的行为；其二就是在理性的追求资本主义营利之处，相应的的行为是以资本计算为取向的。那么第二点的出现，在韦伯看来是资本主义成为今天资本主义的关键。

而这种“理性的追求”要想出现，就应当首先突破传统（比如道德观念对于逐利的鄙视）的束缚，要有一个或几个社会阶层承担起将之发扬光大的使命。

韦伯依据其敏锐的社会观察发现，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宗教革命具有很强烈的倾向。人们抱怨的似乎不是宗教对生活干预过多，而是干预过少——这样，韦伯就认为宗教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消除教会对于生活的支配，而是在于以一种形式的支配取代原来的支配形式——那么这种支配形式是什么？很简单，在韦伯看来，社会中基督新教徒无论是作为支配基层还是被支配阶层，都有一种理性主义倾向，而天主教徒却并没有此倾向。因而这种支配形式就是“理性”的力量。

但是这种理性的力量带来的差异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许有人认为基督新教就是这样的世俗功利化，天主教就是超脱尘世的，但是韦伯同样指出这是不对的。因为当时社会中有很多人，一方面是虔信的宗教者，同时也是练达的商人。

基于这样的现实问题，韦伯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用以从教义的角度理解基督新教信徒与天主教信徒的差异。

韦伯笔下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方式准则的性格，韦伯没有运用精确的定义来加以界定，但是他运用了“风格”、“精神”、“品质”这类内在的，心理学色彩的语汇描述了这一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庞大结构的重要因素。在这种精神中，“赚钱，赚更多的钱，并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成为了一种个人信条，而劳动，也已经成为了这种精神支配下的人们的“天职”。

既然这种精神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那么这样的精神是基于什么因素发展而来的呢？对此，韦伯集中注意力驳斥了唯物主义对于精神产自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观点。并在这一思路下，批驳了两个小论点。

首先一个就是“精神来自于低廉的劳动”说。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理性尚未成为活动的主要范式），企业主为了获得利润，通过提高单件产品的加工工资来增加工人积极性，但是发现工人仅仅劳动了自己认为足够的薪酬后便停止了工作，所以劳动量并没有增加——于是企业主又想到降低工资，以此迫使工人多做工。许多人认为，这种社会性的胁迫下工人就形成了那样的一种“天职”观。但是韦伯认为，要想达到企业主理想效果，工人一定要有高度责任感，同时还有具备一种心态，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不去想怎样才能不费力又能赚到高薪水——这本身其实就是“天职”观的体现。因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精神”萌发于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有一定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人们认为“启蒙思想”带来了这种“理性”。但是韦伯认为，首先，从历史来看理性主义展现出来的是它在各个人生领域当中不平衡的发展（经济理性化未必会有私法理性化）；其次就是根据理性而言，人们的生活应该是“从心所欲”的，不应该是“严格

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的——这是一种非理性化的方式。

那么韦伯 其实就是在提出一个时代性的命题，就是资本主义是由资本主义精神支撑起来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化的模式，但是资本主义精神是有什么建构的呢？物质决定意识论在韦伯看来行不通，于是，梳理宗教思想成为了题中应有之义。

二、宗教精神分析

（一）路德的职业观

宗教改革在韦伯看来并非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推动力，“宗教改革的这等成效其实仅止于和天主教的见解相反，使得现世内的职业劳动在道德的重视与宗教的奖赏上大为提升。”路德的思想随着对于现实的关注而越来越转向认同劳动的作用。他认为“将职业里的义务履行，评价为个人的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最高内容··经营伸缩系的生活的未必手段并不是接着修道僧的禁欲来超越俗世的道德，反而是端来切实履行个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素食义务，这于是也就成了个人的‘天职’”。

由此可以看到，路德的思想中隐含着双层含义，其一是个人应当劳动，再一个就是劳动是神的安排。但是路德在其思想发展中越来越突出“神意”的一面。在此信仰中，“无条件的服从神与无条件的服从既定环境是二而一的。因而这种思想就在肯定劳动的同时极大地限制了劳动——无论做什么在神那里都是平等的，都是神的意志，个人不能够有任何的改变。这一理论的缺陷是路德派无法弥补的。但是，实力强大的卡尔文派针锋相对的对其进行了批判式“修补”。

（二）卡尔文派

其实在韦伯看来，禁欲的基督新教在历史上的担纲者只有四个，那就是卡尔文派、虔敬派、卫理公会以及再洗礼派。而路德派只是一个遥远的开端而已。但是，路德派的意义并不限于此，因为卡尔文派思想的成熟就是基于对于路德派的反驳、虔敬派与卫理公会是对于路德派的温和回归，再洗礼派又是对于卡尔文派的发展。因而，在我的梳理中，我意欲将韦伯原本并列的四大派系分开，卡尔文派单列出来，以凸显其重要意义。

卡尔文派最有特征的教义是“上帝预选说”。也就是说卡尔文们相信宇宙万象，包括世人当中，仅有一小部分才蒙神的召唤而得到救赎。而人与神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除非神为了増耀自己的尊严，否则一切生物只值永死而已。而且，神的恩宠既然在个人身上不会失去，当然也就意味着，被神拒绝的人就永远不能够获得。

这种严酷的教义使得个人有着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虔信的信徒只能独自面对自己亘古以来早已确定的命运——他无法依靠任何人，因为他们被训诫：“不要相信任何人”。

与此同时，卡尔文教派也认为相对于此世，彼世中的利害更加重要。因而伴随着那种孤独感，信徒内心就回涌上一个考验底线的问题——“我是被挑选的吗？我又如何能确知这预选？”对于卡尔文个人而言，他认为自己就是神的战斗工具，并且确信这这一信念。但是对于普通信徒，这样的盲目是没有效果的。但是预选说无法被重新解释，因为预选的标准，作为卡尔文派自立的基础，无法被降低或删除。因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新增教义的劝导：其一，每个人都有义务相信自己是选民，任何怀疑都是信仰不足的体现，也就是恩宠不够的结果；其二，要用职业劳动获得自我的确认。

第二点是我们的焦点。因而可以对比，路德派认为人与神有着“神秘的合一”，有着一种神灵进入个体魂灵的信仰。但是卡尔文派则认为光是依靠感情不过是一种虚妄，信仰必须用客观作用来证明，救赎确证要用实实在在的东西来表现。那什么才是信仰、什么才是

救赎的确证？那就是劳动，通过劳动过一种增加神的荣耀、为彼世谋幸福的生活。

而这种思想，使得卡尔文派，这一基督新教派摆脱了常人生活的无计划性，以一种对于救赎的确证的目标超越了现世，于是，此世的生涯完全被彻底理性化了，并被增加神的荣耀这一观点支配。因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禁欲的性格。这也就成为了与天主教关系最微妙的一个地方。

首先是天主教与卡尔文派都赞成禁欲，其目的都在于诗人郭一种警醒、自觉和明澈的生活，要使生活有秩序。但同时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天主教的禁欲仅仅局限于宗教场所的教堂内，僧侣中。但是卡尔文教派将这一思想推广到了整个现世之中。天主教徒以自己禁欲忏悔的日记作为请神明察的确证，而卡尔文派却是将之留作自己审查自己的依据。

而卡尔文派与路德派的差异也就更加明显，路德派认为上帝的恩宠由于个人的忏悔还能够回复，因而其教义的效力大大减小。而卡尔文派，恰恰相反，这就为个人提供了强大的心理动力。

（三）从虔敬派到再洗礼派

卡尔文派看似完美无缺，但是也有着重要的问题，就是首先他对于“禁欲”思想的推广并不如所设想的那样广泛。许多非卡尔文宗教意识的领域明显不赞同其观点。在一个就是教义中含有“特洛伊木马”，因为卡尔文派由许多神学家构成，但是神学家的知识无法为恩宠预选提供确证

在这样的背景下，“虔敬派”以对教会强烈的不信任感而走入韦伯视野。虔敬派典型代表是在德国（欧陆地区），他们主张让信徒在当今就在感情上体验到永恒的救恩，而不是引

导他们以理性的劳动来确保彼世的幸福；同时也倡导与此相关的职业劳动。这样，实际上就是吧“讲求方法的培育并审视生活的那一套，亦即禁欲的生活方式渗入到非卡尔文教派宗教意识的领域中去”。同时，他们又将生活实际的理性化，，也就是说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都会冷静而有计划的加以实现，这种教义将对彼世的感情转移到了现在。

而这种推广卡尔文思想但又背离着卡尔文的教派不仅在欧陆出现，在英美也很盛行——“卫理公会”便是如此。

卫理公会认为，救赎确证并非在于禁欲的生活样式本身不断地被重复，从而得出恩宠意识。救赎确证应该在于当下的恩宠与完美的感觉（感情因素）。

这种将彼世的期望拉入现世的做法尽管有着推广教义的效力，但是韦伯也认为这就造成了这两个宗派伦理基底不稳的现象。因为期望不再遥远，不再那样的捉摸不定，因而现世生活理性化程度就要较卡尔文时期低，但是，卫理公会较之虔敬派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理性化程度会略强——在达到那种情绪（恩宠与完美的感觉）后，马上又将这种情感导引到理性的完美的方向，而虔敬派却在这前一步便停止了。

总而言之，这两个教派都是禁欲思想的一种缓和，但是从这种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构安排中我们隐隐发现，理性化的禁欲色彩在经历了冲淡后，又在蓬勃生长。禁欲思想的一个有力担纲者“再洗礼派”也就顺着这种趋势出现了。

再洗礼派对于自身是严苛的，他们信奉“严格”的现世回避，回避一切与世人非绝对必要的往来，并且绝对拒斥一切被造物的神化。也就是说，他们想自己是纯粹的，无可非议的，无条件的服从于良心中对着他们说话的神的支配。

这种思想就是一种“讲求方法”的性格，并且在心里“期待”生灵作用。其目的就在于克服“自然的”人所具有的本能冲动与非理性、激情与主观的倾向——因为神只在被造物静默之时发话，因而人们要冷静估量自己的行为，仔细琢磨个人良心的意思。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再洗礼派认为，要想达到这一切就是要坚持现世的美德与私有财产制。也可以这样认为，这样的一切理性，就是要让信徒立足于现世。因而此时期典型的特点就是，信徒对职业的经济利害关怀程度高涨，拒绝任公职，并且对于贵族式生活的敌对。

（四）小结

在这些宗教精神中，韦伯认为一个共同点就是将宗教“恩宠状态”视为一种身份，具有此身份的信徒因而与被造物的“堕落”以及“现世”相分隔。而这种身份的拥有是无法通过任何手段，诸如忏悔、巫术、圣礼来取得的。要想取得这一身份并获得保证，那就淫荡证明自己的行为迥异于“自然”之人的生活方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信徒心里都因此而产生了那种想要在生活样式里讲求方法的审视自己恩宠状态的动机，这就成为了生活理性化、禁欲化的强大动力。

而此时，完成了思想上进化的，冲破了修道院深宅大院的禁欲思想，当然已经不满足于这样的成绩，它要走入世界并进而改变世界。

三、禁欲思想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

禁欲思想在韦伯看来，此时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这股浪波不仅扫荡了经济领域更给生活带来的极大的变化。因而韦伯在完全剖析了“禁欲”之后，就开始了对于这一思想意义的探索。

首先这一思想带来的变化就在于对于“天职”观的完善。传统的宗教思想认为，劳动不过是维持个人与群体生活所必需的自然事理，此目的一旦达成，诫命也就失效。而且这种诫命适用于人类而非个人，对于那些不用劳动就可满足需求的人便不适用。但是“禁欲”思想影响下的巴克斯特认为，即使财富也不能使人摆脱那无条件的诫命。神已经为每个人预先安排了一份职业，个人应认清这天职，并且在这天职里劳动。这种劳动是神要求个人为增耀神之荣光而劳作的命令，这也就使得人们将经济秩序视之为神意的思想进一步发展。

其次，“确定职业”的思想发展。清教信仰认为“专职劳工有规律的完成他的工作，不同于他人常处于混乱之中··所以，不管对谁来说没有个确定的职业是最好不过的”。但是这种确定的职业并非是职业的确定或固定，清教徒不主张如路德派一样听天由命安于神的分配。因此，只要是有益于社会或他人的兼职，便是被允许的。同时也认为，“如果神指示你一条道路，按此道路你可以以合于律法的方式比其他道路赚取更多的利益，而无害于你或他人的灵魂，但你却拒不接受而选取另一条获利较少的道路，那么你就是为你了你的召命（calling）中的一个目的，拒绝作神的管事”。清教徒不主张贫穷，相反他们认为希望贫穷就像是希望病痛，是一种令人憎恶的夸耀想法，而且有损神的荣光。

再一个就是对于“文化财”的怀疑。这里的文化财应当指的是一切文学及感官艺术领域。清教徒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人对于托付给自己的财产负有义务，财产越是巨大，责任感就越是沉重，亦即有责任要为神的荣耀而一直保有着财产，并借着不休止的劳动来增益者财产。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禁欲思想一方面抵制财产的自由享乐。另一方面，将财货的取得从传统主义的伦理中解放出来使得利得合法化。这在我们看来无疑是无懈可击并值得赞美的精神，但是韦伯同时又指出了这样一个思想的矛盾。

韦伯认为，清教禁欲的人生观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有市民的、经济上的理性的生活样式的倾向。因为宗教的思想必然产生勤劳与节俭，这两者无疑会产生财富。可是财富一增加，傲慢、激情和各形各色的现世爱执也随之增加。宗教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但是精神却缺失了。由此，一种孤独的经济人出现了，他们追求天国的奋斗开始慢慢消解成冷静的职业道德，宗教的根基被功利的现世执着取代。

“清教徒想要成为职业人，我们必须成为职业人”，韦伯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的理性走入了我们的生活，支配了世俗的道德，从而助长了“近代经济秩序的那个巨大宇宙的诞生”。这种力量是超乎寻常的，因为巴克斯特原本以为这种精神所带来的不过是圣徒肩上的“随时可以取下的斗篷”，不料却成为钢铁般的牢笼。在另一部著作，《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同样论述道，“（宗教心）似乎正在非常快速的消失··不管出于什么地位，凡是想要咋这个民主治理获得充分认可的人，往往不仅仅必须顺从市民社会的习惯，包括相当严格的绅士打扮在内的，而且通常还必须能够证明自己有办法被某个教派，俱乐部或无论什么养的一种社团——只要是被承认为非常具有正当性的即可——以投票的方式同意入会。”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宗教伦理的要求已经在下降——人们由不断的劳动的“神前”证明自己被救赎，转向了向人前“自我”明证。当然此时在韦伯看来，而这还是有机结合的，共同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但是，当营利追求已经褪除了伦理色彩，如今已倾向于和纯粹竞赛的激情相连接，甚至带上了运动比赛的性格时，韦伯不禁担忧：“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住在这个牢笼里？”

四、评述与反思

首先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阅读难度是迄今为止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一来是术语与注释的深奥，再来就是翻译的问题。索性，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咬牙将其全部读完，并整理了一个注定错讹百出的理论脉络——其中虽有不少引用原文，但更多是个人理解的填补—

—也算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对于韦伯的思想可以谓之“天马行空”，文章许多部分若非下功夫细读很难发现上下之间微妙的内在联系。但是我人就对于韦伯先生的论证尚有两个疑惑。

第一、韦伯排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同时对于唯心主义依旧不予采用。而是采取了一个历史的视角和特例的方法——他举出了美国为例，资本主义不甚发达但是“资本主义精神”却比欧洲更强大。这固然可以作为反驳唯物论的一个理由，但是唯物论依旧是一种宏观整体的现象，否定了某一个具体事例，并不必然代表唯物论整体的荒谬可笑。但是更深一步想想，如果宏观理论不适用于特殊具体问题，那是否也意味着宏观理论的崩溃？这种方法论上的困惑一直让我难以解决。

第二、今年初春，德国著名韦伯研究专家施鲁赫特教授来我校讲学，对于宗教与资本主义，他的解释是，这（指本书）只是韦伯的一种看法，并且从他个人角度给出了很好的答案，至于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原因，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那么我也就在想，这种伦理的出现又消失是不是算作对于韦伯观点的一个反驳？尽管韦伯自己承认，伦理是资本主义必须借助的，等到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又会被抛弃——但是既然是资本主义精神催生了资本主义，那么资本主义抛弃了精神又成为了什么？也就是说，韦伯备受困扰的“铁笼”般的资本主义结构，事实上是否已经不能够称为韦伯分析的那个资本主义？

这两点都是韦伯在书中涉及的，但是并没有展开分析，也就是令人困惑的一个部分。而更令人感到无解的就是韦伯提出的“铁笼困境”。

我们时代确实在发展，我们的物质生活一天比一天丰富，但是我们的幸福感却总是难以提升；我们的人口在增多，认识的人在增多，但是熟悉的人却在减少；我们的房子、车

子越来越豪华，越来越高级，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在萎缩。现代化当中，我们号称着地球村，但是全球性的风险与危机的频率大大超过往昔；社会不可休止地膨胀，但是个人却“义无反顾”的消瘦了下去——现代化以及这种繁复的社会结构到底带给我们什么？

韦伯没有说出“笼子”里到底该关着谁，但是我们都明白，因为我们就在这里面。韦伯是悲观的，因为他认为结构化中的人是无法逃脱铁笼的束缚的，而这样一个带着责任并以历史眼光考察社会的学者在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看到一百多年前韦伯提出的问题没有被解决，甚至愈演愈烈，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总是会以其能动性松动坚硬的钢铁——今天的我们或许依旧在一套科层制度下循环往复着，但是我们不正在更加关注着人性、人情，更加重视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吗？或许以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撼动这个铁笼的，或许我们反而会觉得这样就很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或许我们也没有义务去撼动——因为社会需要我们怎样，我们难道不可以就怎样么？但是我相信正如资本主义精神从产生到它不可抑制的消亡一样，我们的社会和人类是伴随着“自我肯定、怀疑、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一步步攀升的，有一天，必定有一天我们会走出历史的困境，打破理性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