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的个人修为

“爱国”：锻造大国国民素养

刘杰

爱国是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来人类社会普遍尊崇和倡导的崇高信念，一国只有基于国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爱戴才可能走向富强。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内忧外患和成长建设中养成了植根于血脉之中的爱国传统，当国家遭遇外敌侵犯时，全体同胞奋起抗争，维护国家的和尊严。在今天的和平年代，爱国仍是公民的自觉意识，是实现的强大精神动力和重要价值源泉。

对公民个体而言，爱国首先是一种朴素的价值观念，爱国的观念从本原上内生于每个人对家园和国土的眷恋与热爱，最终凝聚为所有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尊崇感。在日常生活中，爱国不需要每日诵念，人们将自己的爱国热情潜藏于内心深处，潜移默化于自己每一个细小的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的行为。

爱国是一种公民的自觉行动。在思想观念日趋多元的今天，爱国没有一成不变的衡量尺度，爱国可以是像同志那样永远做 “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可以是残疾运动员在巴黎奥运火炬传递中用身体维护国家尊严的行为，甚至可以是在国外旅游时每一个礼貌举止和每一声不妨碍他人的轻言细语。任何有助于增进国家形象、有利于维护国家尊严的行为，都可以认为是爱国的。

爱国是一种宽厚之心。爱国之人不必言必称爱国，也不应把自己视为爱国标准的裁判者，更不能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那些以爱国为由而在网络平台上动辄发布极端言论、随意给他人言行贴上是否爱国标签的人，不一定就是真正的爱国者。爱国存乎于平常心，在日常生活中，并非人的所有行为都一定与爱

国有关，只有与国家的利益和尊严相关时，爱国才会成为自然流露出来的情感。那些在埃及神庙留下“到此一游”笔迹，抑或在大学校园樱花树下穿着和服留影的人，固然可能有辱国格，但并不能因此认定他们不爱国。或许，他们只是对内心深处潜藏的爱国情感不自知而已。爱国者以自己的方式爱国，同时也应容许他人以自己的方式爱国。

爱国是一种包容的心态。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前所未有地模糊了人们对国家界限的理解，界的文化交融、互联网带来的全球信息传播，更对人们传统单纯的爱国情怀构成了空前的侵蚀和消解。但是，这不是消解爱国精神的动因，而是需要爱国更具有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情怀。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拥有世界影响的大国，爱国的中国人需要逐步养成大国国识。唯有如此，爱国才能更加充满自信和富有感召力，中国人在世界上才能更加拥有自己的尊严。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敬业”：恪守底线提升境界

张涛甫

所谓敬业，就是对事业、工作的敬意，把心力、精力都投入到事业、工作之中，做到用心不分，专心不二。敬业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古人所说的“肃肃宵征，夙夜在公”、“业精于勤荒于嬉”等等，都是对敬业的经典概括。

敬业作为一种职业伦理，是一种软约束，它内存于心，外显于行。之所以说敬业重要，是因为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须寄身于“业”，在“业”中成就自我，回馈社会，报效家国。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高度细化，人也被纵横交错的职业边界分割成无数大大小小的圈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职业选择变

得多元起来，对职业的体验也更加丰富，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职业上的困惑和难题。面对多元的职业选择、多样的职业诉求，要求每个人对待其手上的工作，从一而终，心无旁骛，将全部的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对于敬业的要求，不可能一刀切，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按照整齐划一的标准对待工作或事业。但也不能说，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把工作视为随意的事情，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敬业的底线，就对工作、事业的要求而言，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到的本分。比如，有义务和责任做好分内的工作。现在有不少人将敬业简单等同于“奉献”，等同于单向度的付出。其实不然。底线意义上的敬业往往是指践行一个职业的伦理契约。但在底线之上，敬业往往是没有上限的。敬业有时候会超越纯粹的功利主义诉求，上升为一种崇高的事业境界。众所周知，大发明家爱迪生是个工作狂。他说，“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工作”。对于他而言，不工作，毋宁死。他甚至在新婚之夜，也泡在了实验室，害得大家到处找新郎。爱迪生如此忘情于工作，是因为他在工作中体验到最高的快乐，正如罗素所言：“使事业成为喜悦，使喜悦成为事业。”这种敬业境界，完全抛却了小我的功利考虑，在工作的“大爱”中实现了人生的升华。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敬业”，对每一位中国公民来说，既是底线要求，也是上限精神。底线要求作为一种职业伦理，要求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该做到；作为上限精神的敬业，不能要求每个人都须做到，对于多少人而言，可能是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高远境界。但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作为上限精神的敬业应当多多益善。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诚信”:美德之基修为之魂

余玉花

古今中外，绝大部分的主流文化都把诚信看作文明人追求的基本要求。中国古代文化一再强调诚信为做人的基本要求，提出“人无信不立”。民间流传的格言“诚信是金”，不光指诚信能带给人利益，也是一种可贵的品格、精神。西方教把“不许说谎”列为“十诫”之一，认为说谎为罪。之所以把诚信看作做人的基本要求，把其列为基本的美德，是因为其他的精神追求、道德美善没有“诚”为前提的话，都会变得丑恶。试想一下，虚假的仁慈意味着什么？所以，做人从诚信开始，美德基于诚信。

诚信作为个人美德并不是为了自我欣赏，更主要的是能够满足人们交往的需要，也只有在交往中才能表证诚信的美德。没有交往与行为作用的对象，诚信的品格则无法表现和衡量。这样一来，诚信就从个体的做人之道扩展为社会交往之道，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相处和往来的重要伦理纽带。如果在交往中有一方不诚信，就会伤害另一方的利益或尊严；如果交往双方都不诚信，交往可能发生恶变甚至中断。如果交往中的不诚信现象高到一定程度时，则会出现诚信危机，腐蚀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败坏社会风尚，损害城市的精神文明。

诚信作为个人美德，不是生长在社会真空中，而是在与经济发展、社会制度等的互动中形成或变化的。当下，诚信交往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中，欺骗事件、造假事件的发生，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究其原因，交往中出现的诚信问题，与我国社会转型而带来的社会重大变化不无关系。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以及信息社会的迅速到来，极大地开拓了

公共领域，同时个体性不断提升，这些促使公共交往普遍化和频繁性。与此同时，社会的巨大变化使传统维系诚信交往的监督形式作用弱化，失信成本较低甚至不必付出代价，再加上利益的诱惑，诚信道德底线不可避免出现了裂口。

交往越具有公共性和普遍性，则越需要交往主体诚信的品性和对诚信规则的遵守，以诚交往，信守诺言。越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越要倡导个体诚信的价值观，越要强调各种社会制度的有效衔接对诚信个人道德的支撑作用。这也说明，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息息相关的一个系统。而具体来看，公民个人具有怎样的价值观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恰恰是国家和社会层面价值观得以践行的基石。

（作者系上海市伦理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友善”：人之为人由爱及仁

黄力之

“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概念，其意在于指认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友好状态，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那就是要有“与人为善”之心。

欲提倡友善，就要认识到友善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关系。怀疑友善之可行的人，总是喜欢拿人的所谓 “自私自利本性”来说事，以至于得出“人对人是豺狼”的极端结论，解构人的友善之心。

在科学意义上，单个人的确兼有自然秉性和社会性两重关系，恩格斯就说过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但是，他还是坚信兽性与人性的本质差别，这是由

人的进化所决定了的。恩格斯论证出，随着劳动的展开，人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形成新的属性，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应该说，这是友善的进化史根据。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对友善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思想。孔子提出植本于仁的思想，其本质上就是主张以友善的态度对待人。在关于“仁”的含义之解释中，存在着“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多种说法，其共同之处都是善待他人。在优秀传统文化中，友善发生于个人修养，表现为如何对待他人的社会伦理实践。正是在人与动物之区分上，孟子界定了“人性”的内涵，他认为人是有道的，只讲吃穿住，则近于禽兽。例如，在说明嫂溺应该援之以手的时候，孟子特别强调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尽管嫂溺援手已经超出了友善的范畴，但更为重要的是，孟子实际上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相待看成是动物性表现。对人来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待他人，礼遇他人，才是符合人性的要求。

价值观是用来引导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基本的观念。如果说在原始文明和古代文明中尚且可以看到友善的积极意义，那么，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迈向现代化的新阶段，更有必要提倡和践行友善这一价值观。通过理论阐释与弘扬先进相结合，以此来呼唤爱心与善举，克服在人际交往中互相算计、见利忘义，对待他人残忍、粗暴等与友善相悖的现象，从而让友善之春风永远吹拂。

（作者系上海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