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法中的几个问题

随着现实的发展、思想的解放和创作的繁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一些过去流行的原则和结论，也需要根据新的事实重新加以审查。一般说来，没有创作的发展，也就没有理论、批评的发展；由于理论、批评肩负着总结文学的规律的任务，它不仅要揭示已经为大量作品所证明的经验，而且要考察萌芽状态的经验，不仅要如实反映创作的现状，而且要扶植其中的正确倾向，批评错误倾向，同时预见整个文学发展的趋势，所以，在作为整体的文学事业中，理论、批评的地位和责任，应当说是越来越加重了。

我们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清算他们在文学领域散布的毒素和垃圾方面，曾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现在的情况是，需要通过深入研究整个文学、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过程，通过不断地从理论上探索和阐述文学方面的各种新问题，逐渐建立我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在这里，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遵循它的指导把握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不是一个根本性的环节。方法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的始终，和结论的正确与否直接相关。本文也将涉及某些理论问题的讨论和作品的分析，但是主要的任务，还是只就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方法有关的问题，提出一些想法。 一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阐明社会关系所必需的宝贵方法，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本身的正确性及其与现实的相符合为标准的。”这对于我们理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方法问题，具有异常深刻的意义。

我们曾经进行关于典型、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关于形象思维等重大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设想，如果这些讨论不是主要地限于引用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言论，不是把主要力量放在应该怎样解释这些言论方面去，而是努力从理论上去把握文学现象，根据经过系统整理的大量材料，首先对在文学史上或在当前有较大影响的作品进行专题研究，详加解剖，如实地考察其酝酿、构思、写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分析几十个、几百个或者更多的成功的及失败的文学典型，那么，我们的讨论就会切实得多，也就更容易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并且给文学创作以直接的帮助。

把理论、概念作为出发点，无论在理论问题的研究还是作品的评论中，都很容易走到脱离创作实际和脱离文学艺术特殊规律的路上去。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真实性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在围绕《伤痕》、《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等作品所展开的讨论中，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也常常以真实或不真实，作为肯定或否定的根据。文学真实性问题，是一个由于多年来一味从属于政治运动，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蓄意破坏，而被搞得一团混乱的问题。澄清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混乱，纠正过去的一些不恰当的提法，强调真实性的重要性，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同一准则下，而对同一作品，却又往往得出极不相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攻之者说，这些作品没有反映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本质，因而不真实。辩之者说，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来自生活，的确存在于现实之中，因而真实。这样的讨论，由于各自执着于一个方面的真理，以至很难使对方信服。这种情况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根据文学的特点，科学地认识真实性的含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不能不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文学的真实性，即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不依作家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生活内容，属于真理的客观性的范畴。但是，作为艺术的真实，毕竟不能等同于哲学上的客观真理。另外，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创作方法、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作家那里，也还有不同的存在形态。比如，总不能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和社会主义文学的真实性，看作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概念。应该说，现实主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浪漫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甚至颓废派、荒诞派之类的文学，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里当然有一个正确的反映抑或错误的反映的原则分野。但是，显然不能把是否有真实性，作为判别现实主义文学和非现实主义文学的界限。它实际是判别至少包括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在内的一切进步文学同一切落后的、反动的文学的界限。说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的要求之一，就是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特别是需要通过研究艺术典型化问题，以避免对写真实的原则，进行自然主义的曲解。浪漫主义也对生活进行概括。其概括的途径和现实主义显然是有区别的。每个作家的独特的艺术才华，也会在这里打下深刻的印记。所有这些问题，离开对于文学现象本身的具体的分析，仅仅靠重复哲学概念，都是无法取得完满答案的。

脱离文学实践的文学理论，是空洞的、公式主义的理论。所谓文学实践，就是指作家、作品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以及作品的社会影响等各种文学现象。文学理论研究，从根本上说来，只能以客观存在的丰富多采而又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作为对象。对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来说，活的、充满生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本上的抽象观念，而是存在于认识和解决各种具体的文学问题的过程之中。不做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俘虏，善于把握它的精神实质，把它作为探索文学现象的规律的科学方法，这就是提高文学理论研究水平的根本途径。

二

广义的文学理论研究，应该包括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具体地分析作家、作品。这种分析不仅是文学理论的不可分割部分，而且直接构成它的基础性环节。唯其如此，理论性也不能不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本质的规定。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理论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是它对人类认识史的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成果固然归根结底由其生产力及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所决定，但是，理论思维的能力如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恩格斯曾经说到德意志民族、首先是德意志工人阶级的理论兴趣、理论修养问题。我们的民族，也有着理论思维的悠久传统。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立说，就深刻地影响到几千年来中国文学、哲学、史学的发展。

我们党历来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研究。一九四二年前后的整风学习运动，毛泽东同志系统地阐述我党的文艺观点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随后到来的，就是解放区文学运动的高涨和一大批优秀作品的产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国十七年中，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绘画、音乐、舞蹈、曲艺等文学艺术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佳作，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没有能够根据新的条件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讲话》的传统，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当时文学实践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直接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属品，研究本身，也被或者是无产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之类的刻板公式所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带有理论性的文学研究几至完全取消。至少在多数出版物中，问题已经不是某些原理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实际，而是对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统治是否有利、是否方便、

是否违背他们的帮规帮法了。于是，象马克思在批判取得政权以后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时说的那样，“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不仅给整个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的灾难，而且不能不严重地损害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