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名著鉴赏

论王国维之对“三代以下诗人”看法之缘由

“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王国维《文学小言》

王国维先生在文学小言中提到的这句话我觉得可以用他《人间词话》中“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一语来理解。在王国维眼中，“高尚伟大之人格”对文章来说是最为根本的东西，是人的境界的体现，他在《文学小言》第二则中指出“个人之汲汲於争存者，决无丈学家之资格也”也可以体现出他这种崇尚人格之伟大者的心理，此外，他更强调文学家的人格之“真”，正如他在《文学小言》第十则以“屈子之人格”为例，赞扬“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王国维的人格审美理想更多地散见于他对作家作品的品评之中。他对中国诗词评论的审美观点，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即作家的人格特质决定其文学意境的深浅有无。他对苏东坡与辛弃疾的词的评判可以作为例证。对这两人的词王国维常以“雅量高致”、“狂”、“旷”、“豪”等词语来评判，而这些语词大多是以“人格”特质作为审美观得出的。他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而关于他对“三代以下诗人”的解读我觉得除了与此有关之外，还与其自身的经历有关，毕竟一个人境界的形成与其自身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王国维比之于屈原，他多了一根辫子——一根思想上的辫子，作为清王朝在文化界的遗老遗少，王国维这个文人的辫子似乎比武夫的辫子更加的根深蒂固，在旧王朝覆灭之后，极端地发动了“一个人的战争”。他不仅蓄辫子、穿马蹄袖口的长袍马褂，而且采取了最偏激的方式——自杀，来为一个日落西山的王朝殉葬。王国维赞扬“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王国维无意识地在模仿屈原，误以为昆明湖就是汨罗江。可他忘了，昆明湖不是汨罗江，所以他堕入了历朝历代的书生很难解开的一个迷宫，祝勇认为：“屈原投江与王国维沉湖，一个在传统文化的源头，一个在传统文化的尾端，它们像两座界碑，标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而王国维对屈子的境界是可望而不可得的，他赴水时恐怕自以为是屈原、是荆轲。他被臆想中的烈士情节给感动了，可殊不知他只是自己的刺客。

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被王国维评为“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说此句达到了物我合一的水平。王国维的人格审美观与其“境界”说的关系关于“境界”，《人间词话》中所论颇多。开篇就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又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而对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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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赞，则是赞其“无境之美”，认为“写景如此，方为不隔”，“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与“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臂著我之色彩”正成对比。渊明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陶渊明之所以敢于牺牲物质生活的享受，就是为了追求个性的独立、自由，追求精神世界的圆满无损。陶渊明既不愿作别人的奴隶，也不愿做自己的奴隶。王国维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境时得之”，因此，王国维对陶潜的境界大加赞赏，由此又使得他对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大加肯定。

王国维比之于杜甫，二人的经历似乎更为相似，杜甫历经了被贬官的抑郁，贫困生活的落魄，安史之乱的磨难，仕途失意、世态炎凉，战争灾难，流离失所等等，而王国维在世的五十年则是一个外患频生，新旧交替的动荡年代，从他步入社会到自沉大明湖，先后经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及北伐战争，国家动荡不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王国维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更无意于政治气候，可是对于复杂多变时代中的人世社会和国家民族，他同样有着自己的深切关怀和救世救国的满腔热诚，由个人身世感慨到国事的忧念，可谓身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了，王国维称，“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个人离不开社会，因此在评论“真正大诗人”之创作时说，“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人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他认为文学尽管超越眼前的功利，但“有裨于人类生存福祉”，乃是不为功利的功利，这也是王国维推崇杜甫作品“有境界”的主要原因。

王国维谈论最多并始终抱欣赏肯定态度的文人大概为苏轼苏东坡罢，“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坡之效捧心也”，此一句对于苏轼的豪迈旷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认为苏词的豪迈来源于苏轼天然的神理。王国维大为赞扬其词风，苏轼之词风奔放灵动、豪迈旷达、逸态横生。被王国维称为“词中之狂”。另外，王国维对东坡的推崇还在于苏轼的人格。狂者敢作敢为，“词中之狂”则意为敢想敢说敢写，坦坦荡荡，无所畏惧，直抒胸臆。苏轼受到王国维的褒赞其原因除了苏轼本身的天才词作和人格魅力， 还在于苏轼之作同样注重意境，苏轼重视词的文学生命，重视词的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真正地把词与意境结合起来。“文学之天才”、“人格足千古”，这是对苏轼最全面的评价。因此其词也正是王国维大为赞赏的“不隔”之作。

我想王国维先生对此四子者大加赞赏的原因大抵不过如此吧，然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此四先贤虽有大才能，但是王国维先生的论断似乎也太过于绝对了，我不否定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的大才化大境界，他们却有不世之才，但在中华灿烂的历史长河中，仍不乏闪烁着熠熠星光的名人骚客，太白之洒脱，摩诘之空灵，稼轩之豪迈，乐天、昌黎、义山、樊川、介甫、放翁……皆是为有伟大才情和伟大人格的名流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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