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观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 20 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同列宁、毛泽东等 20 世纪涌现的其他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他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学习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葛兰西用鲜血和生命撰写的 33 本笔记——《狱中札记》,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8~1951 年,《狱中札记》在都灵由艾伊纳乌迪出版社按内容分 6 卷陆续出版,分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哲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民族复兴运动》、《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文学和民族生活》及《过去和现在》。从 1954 年开始,葛兰西的早期著作——《青年时期著作集( 1914~1918 )》、《防波堤下( 1916~1920 )》、《新秩序( 1919~1920 )》、《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1921~1922 )》和《共产党的建设( 1923~1926 )》也先后编辑出版。
随着葛兰西著作的出版,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西方掀起了“葛兰西热”。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领导权理论更加受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的重视。因为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葛兰西就对苏联的官方哲学和政治体制进行过分析和批判,他强调“回归马克思”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实践哲学的概念成为葛兰西哲学思想的核心(事实上,是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最早使用“实践哲学”概念的)。葛兰西不止一次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做“实践哲学的两个创始人”,说明葛兰西不仅把自己视为马克思的学生,而且是实践哲学的继承者。而英国“新左派”佩里·安德森认为,葛兰西以标新立异的“实践哲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这个论断实则是错误的。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札记是一位身陷囹圄的共产主义战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独立思考。
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称做实践哲学,着意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争取
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他认为马克思是新的世界观的创造者。这种世界观独特而完整,它代表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只要这个时代没有完结,只要还没有在全世界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他写道:“实践哲学认为自己也是历史性的,也就把自己看做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暂时阶段”,“如果实践哲学在理论上断言,任何认做永恒和绝对的真理都具有实践的来源,并代表着暂时的价值(任何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历史性),那么,在实践上很难理解这种观点也适应于实践哲学本身,又不动摇采取行动所必须的信念?” [1] 葛兰西以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慧眼准确把握理论与实践、发展与坚持、理论研究与政治宣传的辩证关系,既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又注意实践的灵活性。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作用与来源问题上,他写道:“据我看,正是实践哲学把李嘉图的学说变成了哲学的语言,因为实践哲学赋予他的发现一种通用的性质,并且适当地把这些发现推广到全部历史上面去,从而自己在创造新的世界观时,首先利用了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哲学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 [2] 这一看法同马克思的认为完全一致(参见《〈政治经济学〉序言》)。
葛兰西认为,从历史的长河看,“实践哲学是以过去的一切文化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加尔文教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作为整个现代人生观基础的历史主义。实践哲学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辩证化,是这一切思想、道德改革运动的结果。实践哲学与下面这种结合相符:新教改革加法国革命——这是哲学也是政治,这是政治也是哲学”。 [3] 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首次将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将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历史)、先进的思想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愿望统一起来。
葛兰西联系哲学史,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两方面修正的现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在新形势下哲学领域的战斗任务:“在现实中依然重现关于费尔巴哈第一个提纲中受到批
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彼此片面的立场,而且也和当时一样(虽然我们也达到更高的阶段),需要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阶段上的综合”。 [4] 葛兰西指出直观的庸俗的唯物主义“确信有一个外部的绝对不能改变的世界‘一般地'、客观地(在这个词最庸俗意义上的)存在着”,把意识仅看做是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整理”,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性。同时,他又指出,德国古典哲学首先使用了“创造性”思想概念,也即首次揭示主体的能动作用,但它却充满了唯心主义和思辨的内容。由于唯心主义的“创造性”(能动性)概念表明外部世界是由观念创造的,就必然陷入唯我论。为了一方面肯定主体能动性又避免唯我论,另一方面避免抹煞主体能动性的机械论、庸俗唯物论,就必须“历史地”考察问题,同时把实践作为哲学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葛兰西才说“‘一元论'这一术语表达……意味着在具体的历史行动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即与某种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与人所改变了的自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意义上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 [5] 这段札记被具有不同政治色彩和理论立场的人们做了形形色色的解释,引起激烈争论。
有人认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或“实践一元论”主张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综合,因此是折中主义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联系他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赞誉,对黑格尔、克罗齐的唯心主义的批判,对布哈林、波尔迪加的庸俗唯物主义的批判,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葛兰西与马克思心心相印、一脉相承,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的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他是从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反对任何一种片面倾向上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结合的。而马克思本人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他的哲学“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 [6]
其实,应在辩证法、认识论意义上,而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理解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因为关于“实践一元论”的论述正是在题名为“认识的‘客观性'”的札记里阐发
的。葛兰西写道:“在实践哲学中,关于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可以根据下面这句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里)来分析: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形式中——认识物质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认识是不是限于物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根据引述的原文——还是指任何有意识的认识而言?这点有待研究。” [7] 紧接着就是引起争议的“实践一元论”的论述。由此可见,葛兰西决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即物质与意识谁为本原,谁为派生的问题上发表见解。在他看来,哲学基本问题属于传统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争论的问题,实际上早被旧唯物主义(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直觉唯物主义)所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最高形式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它的主题、出发点、基础乃至命题、范畴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所关注的问题,诸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也是传统唯物主义解决不了的。从这个角度看,新唯物主义是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超越。
在其他场合,葛兰西曾把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称做“由于思辨哲学本身的工作而达到自己完成的并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唯物主义'”,是“绝对历史主义或绝对人本主义”。 [8] 由此可见,葛兰西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的历史主义和真正的人本主义。
正如马克思肯定人本身是自然界的存在物,葛兰西也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他们更强调人是自然界的对立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能动的积极的关系。葛兰西指出:“人们并非由于自己而是自然而简单地与自然相联系,而是通过劳动与技术能动地与自然相联系。还有,这种关系不是机械的,而是积极的、自觉的,即这一关系是与每个人对这些关系的或高或低的认识程度相一致的。” [9] 由此可见,葛兰西所说的“具体的历史行动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就是指人与自然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活动,即人们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实践活动,人与自然的统一就成了纯粹思
辨的东西了。而“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就是指人所改变了的自然界,当然也包括生产资料(即前人实践的产物)。这样,“人在的活动(历史—精神)”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含义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类历史,而这种人类活动体现了人所特有的精神力量——人的主观能动性。
我认为,这才是“实践一元论”的确切含义,因此,不能从中得出“否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的结论。和马克思一样,葛兰西明确写道:“一定的人的社会以一定物的世界为前提,而人的社会只有存在着一定物的世界才是可能的。” [10] 葛兰西认为,人们所面对着的外部世界,即上代人的实践改造了自然界和社会环境,是实践的“客观条件”。由此可见,葛兰西既没有否定先于人类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也没有否认上代人实践改变了的自然界是这代人实践的预先存在的客观基础。但是,在他看来,仅仅承认这点远远不够,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所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要认识并利用客观条件,通过实践促使它们改变。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葛兰西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心在“历史”而不在“唯物”上,认为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是其形而上学的根源,并因此尝试改造它。尽管葛兰西不赞成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但对“自然”从未提出疑义。
正如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葛兰西也有着自己的历史局限。他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主义的误解上。
( 1 )葛兰西认为,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相连,“散发着决定论的、宿命论的、机械论的气味”,并且说马克思“从未把他的世界观称做‘唯物主义',当提及法国唯物主义时对它进行了批判,并主张这种批判还应更彻底。 [11] 对此则与事实不符(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马克思不仅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是唯物
主义的,而且是“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还讲过,共产主义者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 2 )当葛兰西批判庸俗唯物主义者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历史、仅把意识看做对物质的反映的错误观点时,把“客观性”与“对客观性的证明”混用,造成概念的混乱。
葛兰西不同意“在人之外的客观性”。他写道:“恩格斯的公式包含着正确思想的萌芽,因为要证明客观实在,需要求助于历史和人。客观的总是意味着‘人类地客观的',它能与‘历史地主观的'完全一致,即是说客观的就是‘普遍主观的'”。 [12]
显然,葛兰西曲解了恩格斯那段著名论述(出自《反杜林论》)。“世界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的著名结论。也就是说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自然界是在多种形式中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至于说客观实在和物质性的证明需要求助于人和历史,葛兰西并没有错。但是,不应忘记客观性与对客观性的证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尤如科学史和哲学史可以论证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不是科学和哲学构成世界的物质性一样。它们只是从外部世界中抽象出来,正确反映外部世界的物质性,才成为科学和“头脑清醒的哲学”;否则就沦为巫师的咒语和神甫的说教。
( 3 )葛兰西还把忽视人和实践的直觉唯物主义物质观同宗教创世说相提并论。应该说,其实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离开历史和实践活动而迷信客观必然性就类似宗教信仰。因为“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人们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综上所述,实践哲学是一种具有意大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在 20 世纪 30 年代特殊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认识。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盛赞实践哲学是反教条主义的典范,实践哲学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机械
化的倾向,主张回归本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使它更具开放性、革命性,更能适应时代要求和资产阶级现代思潮的挑战。今天,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批判那种把资本主义看做世界一体化基本形式的错误观点时,认识到必须研究葛兰西的理论思想,以冲决把资本主义绝对化的错误思潮,确立世界发展多元化的思想,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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