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雁1,林燕琳2
(1.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广州5100002.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贵阳5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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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派纪录片作为纪录岭南文化地理环境和人文摘 要:
社会的重要载体,反映了岭南地区文化主体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心理嬗变。“乡愁”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变的文学主题,越来越开放和包容的时代赋予了“乡愁”丰富内涵,南派纪录片亦在其创作路径中显现出独特的“乡愁叙事”特色,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和族群心理景观的流变。本文通过梳理多部南派纪录片,分析其中“乡愁”叙事的构建、“乡愁”叙事策略的转向和其当下被赋予的重要社会意义,并力图揭示南派纪录片“乡愁叙事”传播过程中的现实困境。
南派纪录片乡愁叙事关键词:
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19.12.0411978年,中国竖起改革开放的大旗,政治环境、经济社
会的发展呈现出沧海桑田的变迁。这一时期广东的文化书写在各个方面刻画出社会生态演变的历史进程。其中,纪录片作为记录历史、民族的志书,其“重建”社会现实的纪实特性决定了其依托社会现实进行写实性表达的基本属性。继2007年广东广播电视台首倡“南派纪录片”的口号后,2010年2月2日,南派纪录片创作基地在广东省中山广播电视台落户,“南派纪录片”的概念被再次明确,从而树起了南派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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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大旗。南派纪录片是以岭南地域文化为划分依据的纪录片流派,指纪录岭南政治、经济演变发展,传承岭南地域文化,探索岭南社会变迁的具有岭南地域特色的纪录片。在中国纪录片创作风格中,南派纪录片立足于南方地域文化,呈现出一个非常丰富的创作类型生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性,其中既包含岭南地域特色文化,又充分折射出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南派纪录片以广东卫视的《珠江纪事》、《人在他乡》等栏目为阵地,从《祝福珠江》、《美丽西江》、《海丝寻梦录》等大型纪录片到《珠江纪事》、《经历》、《海外中山人》等记录面向粤港澳中具有岭南地域特色的人和事为代表的一批南派纪录片品牌栏目。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乡愁”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变的文学主题,越来越开放和包容的时代赋予了“乡愁”以丰富文化内涵,南派纪录片亦在其创作路径中显现出独特的“乡愁”叙事特色,深刻反映了广东社会变迁和族群心理景观的流变。通过记录岭南传统文化中的民俗民风、在各行各业中艰苦奋斗以及海外打拼的人物事迹等,南派纪录片在其形成与发展中逐步构建出一套独具特色的“乡愁叙事”的话语体系。
一、南派纪录片乡愁叙事的构建在西方文化中,“乡愁”一词的概念与内涵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历史意蕴,其概念从病理学及心理学内涵扩展到文化和社会学学科研究的层次上,具有历史流变性。在汉语语境中,受传统农耕文明的影响,中华民族逐步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民族心理,文学创作者在其作品中抒发对故乡美景、亲人旧事的思念愁虑,这形成了“乡愁”概念的族群共情。岭南,自古以来作为一个被贬谪、被流放的“天涯海角”,自古便滋生孕育乡愁的文化传统,加之作为一个远离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其文化视
角具有相对于本土文化而言的“他者”眼光,“南方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其文化发展具有一种反传统性,更加促进了民间文化的发展。与农耕时代的乡愁不同的是,现代性的乡愁更具丰富的历史内涵,学者邹广文认为,现代性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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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话语,是“每个人的普遍体验却难以捕捉的情绪”,对故乡的原风景感念与追忆、对现代性多元价值观的理性反思以及对时空的流逝与错位等等的主观体验形成理性主体的情感缺憾,因而乡愁感日盛。南派纪录片紧紧抓住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间广东省社会演进、经济发展、文化流变以及由此引发的新时代下人的价值观念的变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的流变来展现理性主体的内心困惑。纪录片对“乡愁”记忆召唤的特殊性使得南派纪录片的镜头对准岭南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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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真实地再现故乡风景,造就了观影人的“在场感”。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时,城乡二元分异日益坚固和加剧,社会现实状况亦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形态的同时,南派纪录片从传播岭南文化视角出发,围绕人对于自身主体性的探索,着重讲述“人”的故事,但对主体的选择并不是随意无度的,而是“选取普通人里较为特殊或引起大众不安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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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人”,通过个体缩影的形式再现岭南文化中个体对家庭、故乡、民族乃至国家的情感和身份认同。南派纪录片充当了记录乡愁文化和族群心理景观的载体,使社会心理得以聚拢而进行集中表达,观众在观看南派纪录片时,此时“观看”作为一种集体怀旧仪式亦为“乡愁”作祭,刻画了一幅通过影像怀旧仪式来修复落寞心灵和远离故土的心灵创伤的社会群像,仿佛这是一个互相言说、互相抚慰的族群心理疗伤进程,集体狂欢的仪式化表达展现了族群的乡愁心绪,在另一维度上使社会情感联系得到加强,民族感情得以强化。纪录片《老广的味道》是继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后创作的一部书写“食在广东”的饮食美学、具有广东地域特色的“粤菜”纪录片,《老广的味道》通过刻画广东人对味蕾的独特思考,展现了广东人对自然地理环境的态度和为人处世的价值取向,其中蕴含着绵绵的乡愁。美食狂欢背后展现的是族群的乡愁意识——对远离故乡的浓浓愁绪和无尽的思念,通过美食怀旧的仪式化表达塑造了漂泊者的“在场感”,身体“缺位”而“精神”在场,从而起到慰藉族群乡愁心灵的心理效用。
二、南派纪录片乡愁叙事策略的转向(一)南派纪录片乡愁叙事的主体视角转向
对主体本身的思考一直是西方理论的核心问题,西方哲学思想主体间性理论弥合完善了主体性理论。主体间理论是对传统主体性理论的反思和升华,在纪录片影像创作中体现为由以往“主体-客体”模式转向“主体(客体)-主体(客体)”,将“他者”作为居于同等地位的主体,力图对一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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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平等协商、交流沟通。理论和实践亦步亦趋,南派纪录片的乡愁叙事创作在此时充分吸收一批有先进理念和创作技术的人才,在创作实践上注意吸收对纪录片记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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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研 究— 广播电视网络节目研究象的访谈,多个主体平行书写一个创作主题,使主体自身来说出他们的故事,由多个故事论证一个主题,主体间视角使南派纪录片影像作品真实性收到赞赏、拍摄视角新奇别致、创作思考空间上升。在南派纪录片《其命维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中,在对百年美术作品展演的过程中,轻缓悠扬的背景音乐配之以看展观众的评论,由观众——包括广东美术家、高校美术教师、展会负责人员、普通观众等发出自己的观赏之声,视听上的协同互动展现了纪录片的艺术水平,主体间的创作视域亦使纪录片的反响强烈,仿佛纪录片中的无数个“你”、“我”中就可能存在一个是现实中的“你”或者“我”,多个主体共同书写一个主题,使观众有切身体会之感,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展现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理性主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这种叙事主体的转向使南派纪录片走向人群。南派纪录片突破了传统纪录片宏大叙事、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转向从人的角度出发,以平凡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去苦难化、悲情化,使创作风格走向多元,被拍摄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充实了南派纪录片的主体体验,细腻的讲述宛如一曲孤独又温婉的夜曲娓娓道来,哀伤的乡愁情感主题贴合纪录片影像基调。同时在乡愁叙事中凸显对女性群体和底层群体的关注,同时注意书写平凡生活的复杂性,回归生活现实,增加了南派纪录片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在情感上更能引起受众共鸣。
(二)南派纪录片乡愁叙事的客体内容转向
当代学者曹延华对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语境”概念加以深入研究,并提出,现实语境是现实社会中可能存在的某种话语场,亦即一定社会现实中占主流、导地位的思想舆论所营造的某种话语环境或情景。[6]
主
社会现实语境是一切话语进行意义编码与解码的环境场,通常以显型和隐型两种形式得以表达,南派纪录片叙事话语策略转向亦体现在显显型语境与隐性语境的互动与融合之中。显型语境即指当权者的某些特定的权威话语,亦即“主流话语”,此时便会形成以某种价值取向为主导的显型的社会话语;隐型语境即平民群体的内在情感、意志以及其他潜意识行为所构建的社会语境。早期的“乡愁”纪录片大多是显型语境的书写,呈现出一种家国民族构建的精神意义指向,亦即通过强调某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文化符号来构建、稳固家国形态。这种纪录片多采用一种“搬演”的表达形式,文化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生活目的,一定程度上亦是文化弱势与附庸地位的体现。表现在纪录片创作形态上,主要以画面加解说的方式呈现,在这种主题先行的模式主导下文字是主要的,影像
是辅助的,[7]
使影像处在一个附庸的地位从而被框定在一个既定的意识形态文本中,使受众更多关注解说词的作用。80年代“同期声”、“长镜头”等影像创作技术的兴起和发展逐渐改善这种怪象,同时,长镜头和声景上的熟练运用亦使“留白”成为受众思考和体悟的时间和空间,缓解观众对全篇解说和文字的疲倦感的同时,视听修辞技术的纯熟效果的上升更增加了南派纪录片的传播效果。随着互联网等社交网络平台的普及和发展,平民群体手持“麦克风”的发声途径日益丰富,除了主流话语体系的影响,社会语境还日益体现为受制于社会群体的话语制约的趋向,互联网时代下,群体性话语的磁场效应更加明显,继而形成了一种隐型的社会语境:一种社会心理在弥散状态下,通过互联网这一载体得以聚拢并被表达而形成,它是大众心里的一种集中反应,是一种由个体到集体的群体性活动,有时候更以仪式的展演形式得以表达。南派纪录片在此种环境下顺应时代的要求,反映了隐型语境的日益崛起,由此集中体现了社会心理的变迁——文化乡愁,在创作上的体现便是南派纪录片的乡愁叙事。在现实语境,南派纪录片提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技术的革新影响下的岭南人文地理环境的变迁,以及在这种影响下的社会心理状况的嬗变。其中,集中体现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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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增加海内外国人的自尊和自豪心理等颇具意识形态领域的爱国讴歌,转向体现和反映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观的流变,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大变化,使得这一时期的乡愁叙事主要体现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对立导致的社会族群离散和现代性焦虑的时代议题引发的乡愁叙事的历史担当,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漂泊闯荡离开故土的商人、海外求学或寻求商机的游子。此时乡愁叙事装载下的南派纪录片以这样一种抚慰心伤的姿态,无疑更加迎合受众、直指人心,通过人类情感的共性和同理心推动这一时期的创作,南派纪录片更加风靡海内外市场。如广东电视台人物纪录片节目《人在他乡》,纪实的拍摄手法使得节目具有重构社会景观的“志书”作用,节目组的跟踪采访、全景式地展现了数位岭南人在异域的得失成败、荣辱喜悲,节目的人文关怀理念不言自明,潜藏在故事背后的时代背景是政治、经济环境变迁下族群由此引发的心理嬗变,在对漂泊者生存状态的刻画中强调对身在他乡、远离故土者的关注和抚慰,情感基调具有浓烈的乡愁情怀,此类纪录片还包括《追梦在路上》、《海外中山人》、《百年留学》等,对主体的关注使得南派纪录片具有抚慰族群心伤的社会作用,因此广受赞赏。
三、南派纪录片乡愁叙事的意义赋予与现实困境(一)南派纪录片乡愁叙事的意义赋予
1.南派纪录片的乡愁叙事符号隐喻中构建了一个传播环境南派纪录片在乡愁叙事中对族群心理进行影像文本的编码,观众在收看影像纪录片时对其进行解码,在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社会情感得以传递,社会纽带进一步维系,对族群的人文关怀得以凸显,民族情感得以修复和传承,如在南派纪录片《海丝寻梦录》中,纪录片创作者选用“丝绸之路”作为故事讲述的基础和联结,因为丝绸之路是跨文明沟通的桥梁,将“丝绸之路”这个文化符号进行编码,使“梦想”成为跨地域传播的共识,试图在群体中构建一种共同的“语言”。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认为,“当读者和作者双方的概念结构同样在经验中得到反映时,这些观点才会
发扬光大。”[8]
文字时代,隐喻的载体位于文本,图像时代,隐喻的载体则通过文字与图像加以显现,在南派纪录片《海丝寻梦录》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对海上丝路家国意识的精神内核的传递即通过文本(脚本)与视听语言,在编码过程中,南派纪录片创作者对自己的观察、体悟、创作以自己的语言符号系统进行隐喻,通过创作者优秀的观察思考能力与创作反馈能力,使得作者与受者二者就寻梦这一隐喻性符号达成一致性,使二者隐喻符号彼此贴合时表现了一个良好的传播环境,反之一个缺乏意义赋予的传播语境则会大大减弱传播效果。
2.南派纪录片的乡愁叙事文化内涵背后潜藏核心价值观在对南派纪录片乡愁文化内涵的研究中,通过对“乡愁”集体记忆的召唤与重构,对于挖掘乡愁文化及其背后的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南派纪录片的乡愁叙事强调创新传统文化内涵,重申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在构建人、事、物时,紧紧围绕其主体的衣、食、住、行等,在与种种中国元素的结合中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取向、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使得观众在一场场视听盛宴中获得某种情感与身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也与主流价值观相吻合。岭南自然地理与人文要素的结合,使抽象的乡愁情感寄托演化成具体物件的乡愁思归,自然地理的展演是物化的情感符号呈现,使虚无缥缈的理性主体的抽象精神有了依托。传统与现代的仪式化表达也通过南派纪录片的文化载体功能得到传递,“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象会在纪录片中得以显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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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派纪录片的乡愁叙事在文化展演中潜藏身份性别在现代化进程的南派文化符号解读中,“城市”作为男性权力的表征,具有政治权利隐喻、经济繁荣发展、文化
东南传播
繁盛激进的意涵,相较而言,“乡村”作为传统社会结构的背面,则具有“母性”的表征,乡村无论在政治权利、经济发展、文化态势等方面均处于边缘的、位。[10]
底层的、附庸的地
在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潜意识里,“乡村”契合了“母亲”的身份形象和意义象征,而“乡愁”则是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仪式化表达:对故土的思念和离愁别绪,离散的漂泊之感和孤独无依,在现代化进程中族群社会共识的瓦解和共同价值观的崩溃所造成的惊恐和迷茫困惑,凡此种种“乡愁”都是传统“恋母情结”在转型时期的替代和流变,但却是社会群体对乡村的高度赋权,将处于边缘的、底层的、附庸的乡村赋与与“母亲”同等地位的文化架构中,是传统男性权利的退后和女性权力的上升,今日而言尚未提升至男女权力(城乡二元)并驾齐驱的等位,但在南派纪录片影像中已有女性权力反哺男性权力的态势,南派纪录片领军人物、女性制片人马志丹在其作品中便频频体现出这一特征。在马志丹导演的多部南派纪录片中,对主体漂泊他乡甚至海外的细腻故事讲述,呈现出女性导演视角下对传统男性“自述”主体地位的反转,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光影世界的情怀和呈现使女性不再处于一个“他述”地位,而是对男性视角下构建社会景观的创新和补充,深化了“乡愁”的文化内核,具有特殊意义。南派纪录片的乡愁叙事所提取的精神内核在一定程度上会滋养岭南地域文化,并对广东这片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迅猛之地提出文化革新的时代呼声。
4.南派纪录片的乡愁叙事文化产品打造纪录片品牌乡愁是市民社会的、个人的、体验性的,同时也是政治国家的、世界的、理性的,乡愁是普罗大众可以共书的心声,是全人类的共同情感体验和精神同理心,南派纪录片在其影像创作中以其多元性的创作题材、叙事方式和影像类型展演了这种精神向往,主体对地理故乡的精神皈依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在众多国内纪录片创作风格中,南派纪录片呈现出一个非常丰富的创作类型生态,既充分折射出广东本土创作的地域特色,又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主流价值文化的风骨,其中在折射广东本土创作的地域特色中,在包含对物质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像记录中,南派纪录片的“乡愁叙事”的构建可谓旗帜鲜明。与传统纪录片影像稳站“外宣”立场不同的是,南派纪录片在无论创作题材、叙事方式和影像类型等方面,除在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打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争取国际话语权之外,南派纪录片更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打造并逐步形成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愁叙事”纪录片品牌。2019年5月1日,纪录电影《港珠澳大桥》在全国上映,《港珠澳大桥》历时八年,不间断全程跟踪拍摄,影片选取几个重要时间节点的珍贵影像,抛弃纯技术性的幕后解说,以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以及其他一线工程师的故事为线索,塑造了新时代的桥梁人的集体群像。正如导演闫东所说:“当一座雄伟的大桥建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不光是看到桥,我们纪录电影,更想表现的是建设这座桥的一线建设者。我们这个片子在今年五一来上院线,也是向全国的各界职工致敬,他们分守在各个岗位,这种匠人精神铸就了国之重器。”近年来,《哈军工》、《美丽西江》、《祝福珠江》、《海外中山人》、《百年留学》、《海丝寻梦路》等一批在海内外获奖的南派纪录片成为乡愁叙事的物质文化载体,实现了迈克·克朗生命需求和客观世界的联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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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派纪录片乡愁叙事传播过程的现实困境南派纪录片无论在题材、类型、规模、视角等方面都展现出创作主体的敏锐洞察力和时代担当,但随着“乡愁叙事”的推进,南派纪录片在创作上也显现出不应忽视的问题。首先,在表现方式上,南派纪录片过于平实,在视听语言修辞中欠缺理论深度,实践操作亦表现平庸,纪实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脱节使得南派纪录片的艺术水平仍难以取得
传媒研究——广播电视网络节目研究突破性进展,总体而言,南派纪录片的艺术性有待提升;其次,题材类型的一致性,同质化的表现手法难以形成极具代表性的个性化作品,南派纪录片越发展越呈现出一个趋势,即对个体故事的讲述,久而久之会影响南派纪录片创作者的创作能力和创作热情;再者许多南派纪录片缺少宣传,有的南派纪录片甚至从放映到参奖,其面向的受众只是创作者群体、研究学者与评奖者群体,观看受众群体小,使得整个南派纪录片规模效应小,市场的搭建并不顺利,南派纪录片的市场效应较弱,缺少与受众群体的互动;最后南派纪录片在展示族群心理景观过程中缺乏丰富性和细腻性,对人物内心的挖掘欠缺火候和深度,过分强调漂泊迷茫的无归属感,强化了感伤性群体狂欢的仪式化表达,弱化了真实生活的复杂多变和人性拷问,使得南派纪录片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均遭到批评。
四、结语
南派纪录片作为记录岭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对时代进程中族群社会心理嬗变的记录具有影像民族志的作用,南派纪录片的乡愁叙事在特定历史时期赋予乡愁以丰富的历史内涵,反映了社会生态演变下岭南人心理景观的变迁,体现了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观的流变、族群心理的失落、对故土的思念等柔性的、细腻的、伤感的吟唱,亦即转向对理性主体本身的关注和抚慰,使得南派纪录片文化功能日益凸显,对维系社会情感、加强社会群体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当下,南派纪录片在传播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正面回应这些创作问题,对于南派纪录片的成长成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亦具有重要意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九大专项课题“新时代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18VSJ090)阶段性成果。 注 释:[1]谭天,杨俊君.犹抱琵琶半遮面——南派纪录片的理论分析与现实判断[J].中国电视,2010(06):34-38.[2]邹广文.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刘丹阳.集体记忆的激活与重构:纪录片中的“乡愁”研究[D].苏州大学,2017.[4]周野,瞿进.从“广东日”看“南派纪录片”创作特点[J].南方电视学刊,2016(06):73-76.[5]黄治国,李银兵.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民族志书写[J].广西民族研究,2017(06):54-61.
[6][11]曹廷华.论电视作品的叙事语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6):92-95.
[7]陈月异.新时期以来我国纪录片的乡愁叙事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8.
[8]MetaphorsWeLiveBy.GeorgeLakoff,MarkJohnson.2003.
[9]牛光夏.中国纪录片流派:地域VS风格[J].中国电视(纪录),2011(03):13-15.[10]迈克·克朗(MikeCrang).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作者简介:
吴雁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
林燕琳贵州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传播学。
【责任编辑:刘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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