莩未’麟富 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幸福指数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郑方辉 ｆ摘要１界定幸福指数的内涵是构建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对个人主观体验的幸福感测量得到 狭义幸福指数．利用相关性分析和模糊层次分析方法，狭义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可由幸福感和满意度两维度所 组成。作为发展目标或考评标准的广义幸福指数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可在各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考评的指标 结构中导入狭义幸福指数，这样做不仅体现概念内涵，满足预设的各项要求，而且技术流程规范，操作方 便，并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关键词１狭义幸福指数 广义幸福指数 评价指标体系 模糊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Ｆ１２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７３２６（２０１ １）０６—００５１－０７ 在２０１１年全国地方党、、政协年会上，幸福指数成为热门话题，如广东十届八次全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并要求制定幸福广东的指标体系。 事实上，根植于古典经济学“最大化幸福”原理，国内外对幸福（指数）的研究由来已久，因为被定义 为效用的幸福或快乐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公共的基本目标，但是，如何界定与测量幸 福指数，并制定具有科学依据及广泛适应性的评价指标体系绝非一蹴而就。置于现实境况，幸福指数的 指标体系构建具有普遍性与前瞻性，亦是与学界面对的崭新课题。 一、幸福指数与国民幸福总值：概念、文献与逻辑 所谓国民幸福指数，简言之，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 评价或测量指数。从方的角度，测量幸福（感），或者说构建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首先要界定幸福 的内涵。历史上．西方哲学对幸福的源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阿里斯底波的“快乐主义幸福 观”，视满足欲望为幸福：二是亚里士多德推崇的“完善论幸福观”．将幸福作为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和 自身价值的最大实现。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先后形成了心理健康、心理发展和生活质量三种幸福观。前 者基于“个人的幸福在于拥有健康的心理”的假设，中者强调在获得快乐的同时，通过发挥自身潜能而 达到完美的体验．后者则倾向于对个人需求的满足程度的认知和评价。 对幸福的测量，即评价幸福指数涉及不同学科。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为前提，认为幸福等同于 最大效用。大卫·布兰奇劳尔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建立的幸福模型（２００４年）设定了幸福指数（主观 满意度水平）是个人实际的效用或福利、实际收入、亲情及与个人相关的特性的函数。从心理学出发， 本文系２００９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ＮＣＥＴ一１０—０３７４）、２００９年度广东省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０９００７）及２００９年度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０９ＢＺＺ０２７）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郑方辉，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４０）。 一５１— Ｒｙｆｆ和Ｅｓｓｅｘ将主观幸福感划分为自我接纳、与他人的积极关系、自主性、环境可控性、生活目标及个 人成长等六个维度。社会学则认为个体是以群体为中心的“社会人”，因此，应通过个人对自身生活质 量的主观评价来计量幸福，侧重于对客观生活的主观认识。显然。经济学测量的维度包涵了主观和客观 两个方面，但可能忽略非理性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心理学量表巾的维度仅是人们的最终心理感受结 果，但未必能表达社会生活的具体方面对幸福感受的具体影响．社会学的“主观认知评价”强调个体的 社会环境及其道德文化宗教等因素，但幸福感毕竟针对个体。是个体的主观反应。 尽管“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１】㈣”但将幸福作为衡量标准纳人社会与国家发展 规划之中却不过半个世纪的历史。１９７２年，不丹国王旺楚克率先提出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并据此衍 生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和善治等要素组成的“同民幸福总值（ＧＮＨ）体系”。新世纪 以来，联合国开始公布人类发展指数，把发展内涵从单纯的ＧＤＰ增长扩展到包括ＧＤＰ、居民人均寿命、 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内容，英国、日本、韩同等同亦有类似的做法。与ＧＤＰ不同，ＧＮＨ强调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与均衡发展，可视为引导社会发展目标从ＧＤＰ最大化向幸福最大化转变。技术层面 上，要实现这种转变的前提是对幸福感进行科学测量。 不过，受制于不同视角、理念及复杂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３０多年来，对幸福感测量在全球呈现 了多样性．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模式。但在各种指标体系中．美国密歇根大学罗纳德·英格哈特 （Ｒｏｎａｌｄ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教授领导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公布的指数体系具有较广 泛的认同性。［２１∽ 这一体系针对个体对象，采用幸福感与满意度两维问题让被访者直接作出回答。之后 从需求层次的角度，学术界提出了所谓三类指标体系：Ａ类指标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 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 等）；Ｂ类指标针对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Ｃ类指标指人际关系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 这些论者虽提出的指标有异，但均将幸福指数定义于主观范畴。 国内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前些年学术界为适应当时的需要亦有零散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核算的视 角，以与ＧＤＰ体系相区隔与对应，实际上即是将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总值及作为发展目标、考评手段 的幸福某地的评价体系模糊化处理，被视为广义上的“幸福指数”。如程国栋建议从国家层面构建由政 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与环境保护等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核等体系，网 邢占军等人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并尝试构建理想化的评价指标。［４１（ＩＢ２）２００８年以后，在科学发展观理念 的导向下，湖北省率先推出包含健康、经济、家庭、职业、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和环境条件等为二级指 标及４９项三级指标的幸福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５１ 广东省公开向社会咨询“建设幸福广东”评价（１０ 个领域层５Ｏ项客观指标）与“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７个领域层３５项主观指标）两套指标体系。 从逻辑上看，已有的研究和实践涉及了不同的概念范畴．对概念的各自界定是导致分歧的根本原 因。从经济学的角度，既然幸福是可满足自身所需的物品的效用，那么，对幸福感的测量等同于对效用 的测量。历经基数可量、序数可量，再又回到基数可量，黄有光的基数可量“复古”理论为幸福感的测 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６１ 由于效用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这种满足首先取决于客体自身的属性， 进而能不能满足主体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取决于主体的主观感受。毫无疑问，对于效用（幸福）的测量 只能以人为直接对象，从而与国民幸福总值测量及幸福考评等概念形成本质差别。以此为参照，观察国 内有代表性的所谓幸福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将幸福指数视为核算体系，不论其 内涵如何，本质上即是国民幸福总值的范畴，或称所谓的“广义幸福指数”、发展指数等，与国民生产 总值一样可作为统计体系；二是幸福考评体系，以幸福或幸福指数作为及公共的目标，从 绩效的角度，一般是上级考评下级的体系，包括组织体系和指标体系，可视为基于“幸福指 数”的科学发展观之类的评价体系。由此可见，目前学界与所言的“幸福指数”其实各自内涵有 别。笔者以为，幸福指数是个体幸福感评价指数，以人为直接测量对象。当然，对主观体验的测量亦存 一５２— 在条件，或者说，简单地从心理学的情感体验与社会学的主观评价出发可能会忽略理性客观的社会福 利，即使通过理性的经济视角来评价个体的幸福感。亦要求个体的信息对称并理性表达偏好，况且，幸 福指数并不等于个体全部幸福感的测量结果。国民幸福总值是基于幸福指数的核算体系，是主观与客观 相结合的范畴：幸福某地则是以幸福总值最大化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同时，幸福指数、国民幸 福总值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必须面对三个层面的内涵。 首先．作为追求目标，幸福指数意味着“幸福”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导向，当然包括成为各级的 工作目标。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民主、自由、富强、幸福为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定”目标，但 迥然有别地集中于两个关键点：一是国家幸福与国民幸福的关系。传统的集权下，国民幸福从属于 国家幸福，在一切所谓“国家幸福”的名义下，国民可以被幸福，或者是先制造不幸福，之后提出去 “追求幸福”。二是幸福与民主、自由、富强的关系。Ｓｅｎ２０００年率先将民主纳入人类发展指数中；２００２ 年．英国力图构建与ＧＤＰ并行的“国民发展指数”（ＭＤＰ）统计体系。民主、自由为其内置的条 件；２００６年，亦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的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 数”。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幸福都是衡量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绩效的目标和根基。 其次，作为发展理念，“幸福指数”（严格来说是以幸福指数为导向的国民幸福总值核算体系）是对 “ＧＤＰ主义”的扬弃。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改革开放的名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全社会的“硬道 理” 但在及国有产权主导下，所谓“主导的ＧＤＰ至上”不可避免产生三类问题：一是经济增 长与经济效益背离，经济总量膨胀以粗放经营为特征，以两极分化为代价；二是偏离“守夜人”角 色，成为市场主体，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成为寻租的源头；三是漠视环境与资源供给 的成本及有限性，或者说假定供给是“无限的”及“无价的”。由于ＧＤＰ增长的无限欲望，随着经济规 模扩大，资源增量收缩，环境污染存量逼近临界点，以ＧＤＰ最大化为目标的增长导向难以为继。 “幸 福指数”以公众幸福为执政目标，可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收入分化以及增长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透 支。当然，“幸福指数”并不意味着经济方式自然转型升级，民生福祉自动缓解，本质上说，其实现取 决于政治转型，“我们的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与政治方面的挑战。”［８１ 只是幸福 本身亦和ＧＤＰ一样存在异化的可能。实证研究表明，国人的现实幸福感与理想幸福感差距悬殊，即使 不考虑“被幸福”等因素，要实现幸福最大化，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公共服务将面临巨大挑战。 最后，作为考评手段，“幸福指数”是一种导向标准，或者将幸福指数纳入绩效评价的体系与 机制中。过去３０多年绩效评价的导向与标准所产生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人民 幸福的关系问题。始于芝加哥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有关主观感受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一是收入等经济 因素似乎对幸福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二是对快乐的厌倦，翻并由此形成了所谓的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悖论：金钱随 着经济的增长将对幸福产生越来越小的影响。ｌｌ０】通过对欧美１１国上世纪７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初的生活满 意度调查，Ａｎｄｒｅｗ Ｊ．Ｏｓｗａｌｄ发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仅仅能购得极小部分的额外幸福，ｌＩｌｌＰｌ 蹦） Ｙｏｎｇｉｌ Ｊｅｏｎ和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Ｓｈｉｅｌｄｓ对ＯＥＣＤ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也支持了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假设。［１２１（ＰＩ－１４ Ｄｉｅ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ｅｎｅｒ等人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低生活水平阶段，收入的提高将增加幸福，Ｐ３１ 但这种增加将随着 收入的持续提高而趋于平稳。ｌ１ 卵 这些结论对制定“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启示在于：将ＧＤＰ 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转变为幸福指数导向的评价体系是实现社会转型的有效途经，同时，各地发展 的悬殊性要求对评价指标体系区别对待，以追求幸福指数最大化。 二、狭义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狭义幸福指数可视为作为主观体验的“幸福指数”。既然是以人为直接测量对象的主观评价，罗纳 德·英格哈特的幸福感程度指数就具有理论基础、经典性与可操作性。个中理由不仅在于这一评价切中 了幸福概念中“主观”、“感受”、“个体”等中心要素，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理性评价的要求，因为任 何个人的主观评价均隐含着客观事实，或者说以客观环境的“事实”为出发点。也惟有如此才可能实现 一５３— “幸福”转变为“幸福指数”的现实条件。基于上述理念，构建公众（综合的无预设条件的）幸福指数 或评价指标体系，笔者的思路是：针对个体对象，采用单一综合问题（如过去一年，综合各种条件，你 的幸福感如何），通过抽样调查取得基础信息（十级量表）。由于衡量个体幸福感的因素是多元与多层次 的，同时考虑到现实条件下，公众个体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及非理性因素，在单一综合问题导向下设计若 干分项指标，仍以公众主观满意度评价取得信息。这样做不仅满足了可操作条件，将对幸福感程度的评 价置于主观评价体系中，亦可实现环境与背景不同的个体感受的直接对比，将个体的各种迥然有别的客 观条件内置化，比方说，收入被认为是影响幸福指数最重要的变量，但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没有人 比自身更能对收入的满意度作出评价。同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应遵循普遍性原则，包括：一是系统 性。指标体系能全面反映幸福感的本质特征，可划分为若干层次，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二是可 操作性。指标数据容易采集，计算公式科学合理，评价过程简单方便。三是可比性。评价结果能进行结 构性比较，可有效了解不同环境与背景的个体幸福感水平与趋势。四是性。相同层次指标不具有包 含关系，且相互不能替代。为此，指标体系至少包括目标层、领域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 多层次评价指标及权重设计常采用专家咨询法，主要有两种组织形式：一是专家小型座谈会，更多 地依托专家的个体经验；二是专家问卷调查，强调专家意见的统计价值。本文将两者结合，在专家座谈 会的基础上进行专家咨询调查。一般的步骤是：首先，通过对幸福感内涵与结构的分析，参考专家意 见．构建第一轮指标体系；其次．利用专家座谈会删除第一轮评价体系中隶属度较低的指标，得第二轮 评价体系；再次，对第二轮评价体系进行专家咨询调查，利用相关分析删除相关度较高且隶属度偏低的 指标，得第三轮评价体系；最后，对第ｊ轮评价体系进行鉴别力分析，删除鉴别力和隶属度偏低的指 标，得最终评价的指标体系。考虑到幸福指数指标结构与维度较为简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简化 了步骤，先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然后对指标进行模糊层次分析。 首先，确定幸福指数指标结构与维度。依据前文的分析，以幸福感水平测量为导向，增加若干与公 众幸福感关联的更具体的问题。构成集幸福感与满意度于一体的幸福指数指标结构。从影响幸福因素的 角度，借鉴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维度，以公众幸福指数为目标层，设计包括个人与家庭因素、社会因 素、自然因素、因素和其他因素等五项一级指标和２０项二级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这一体系的特 点一是将幸福定义于主观范畴，幸福指数是衡量个体幸福感的度量值：二是将个体幸福感评价划分为总 项评价和分项评价（满意度），前者测量一定时点或时段个人基于客观环境的主观体验结果，后者是个体 对影响幸福感的具体因素的满意度评价。从逻辑上看，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和印证。如图ｌ。 其次，评价指标的相关性分析。从技术层面，上述评价指标问可能存在较高相关性，导致被评价对 象信息的重复使用，为此，通过相关性分析可删除部分内涵重叠或从属的指标。相关性分析通常包括三 个步骤。第一。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一般有四种方法：标准差标准法、正规化标准法、极差标准 法、中心化标准法。本文采用标准差标准法。第二，计算评价指标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第三，根据 国民幸福总值 画 覃藕 甄 ——— 事福恧 画 甄 ｉ亍＝ 萄ｉ磊毛 ＋Ｊ 满意度 指标卜—＿＇１个人与家庭因素ｌ １社会因素Ｉ暗 蟊ｊ 两 爵 二 级 指 标 萎ｆ睡ｆ ｉ薹ＩＩ萎ｌ睡Ｉ匪ｆ匿ｆ陲Ｉ Ｉ Ｉ萎 囊ｉ睦ｆ睡ｌ ｉ匡｝匡ＩＩ萋ｌ Ｉ巨 图１ 狭义幸福指数指标结构与维度 一５４一 实际情况．确定一个临界值，则可删除两个相关指标中的一个指标或同时保留两个评价指标。 笔者将图ｌ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转换为《专家咨询问卷》，采用专家会议及深访等方式对来自高等 院校、研究机构和机关的１６７位专家进行咨询，回收问卷运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得到各评 价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给定Ｍ为０．８０，则可删除５个二级指标．包括“生活质量”（与“收入状况” 相关性为Ｏ．８３）、“性格偏好”（与“人际关系”相关性为０．８１）、“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相关性为 ０．８１）、“生活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关性为０．８８）和“政务公开”（与“公平”相关性为０．８３）。 最后．评价指标的模糊层次分析。经过相关性分析后得到１５项二级指标。考虑到数据来源及可操 作条件，我们再对二级指标进行第二轮的遴选，选用方法是模糊层次分析法。第一步，建立模糊一致判 断矩阵Ｒ：第二步，对指标进行层次单排序；第三步，对指标进行层次总排序。之后，采用线性回归建 立公众幸福指数统计模型。为取得有效的相对重要程度，我们再将１５项满意度指标制成《重要性咨询 问卷》，①得到各个评价指标的模糊一致判断矩阵，结合实际情况可删除人际关系等６项指标，得最终９ 项满意度指标及权重，如表１。需要说明的是，表１中幸福感与满意度指标权重是依据专家咨询问卷结 果而确定的，幸福感与满意度各占５０％，其中，因素３项满意度指标权重占１６．８％。 表１ 级指标 公众幸福指数测量指标及权重 相关分析 一模糊层次分析 删去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删去指标 幸福感 个人幸福感 对实际收入满意度 ５０．Ｏ％ ６．２％ 生活质量 个人及家庭因素 对身心健康满意度 对工作就业满意度 ５－３％ 性格偏好 人际关系 ４．６％ ５．２％ 社会因素 满意度 自然因素 对社会治安满意度 社会公平 生活环境 文体生活 对社会保障满意度 对自然环境满意度 对公平性满意度 ５．４％ ５．５％ ５－３％ 社会参与 效率 因素 对廉洁满意度 ５．２％ 政务公开 态度 对执法公正满意度 ６＿３％ 总体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与上述幸福指数测量的技术体系同等重要．幸福指数测量的组织体系决定评价的意 义与功能。其中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评价主体（谁来评价），二是评价结果（为什么要评价，如何 应用评价结果）。前者关系到测量的公信力，后者决定幸福指数功能的实现。既然“幸福要老百姓说了 算”，那么，多元评价主体，尤其是由民间来评价幸福指数，遏制人民被幸福，或者“先制造不幸福， 然后去追求幸福”的怪圈以及将幸福指数纳入绩效评价体系之中是逻辑的必然。 三、广义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广义“幸福指数”可视为狭义幸福指数衍生的概念，也称为国民幸福总值或发展指数，或作为发展 目标、考评手段的幸福某地的评价指数。事实上，与主观测量的狭义幸福指数不同，广义“幸福指数” 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和内涵。如广东省提出的“幸福广东”，其内涵强调：一 是“转型升级是手段，幸福广东是目标”：二是“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关系。让人民安 居乐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增创社会和谐新优势”。显然，这类提法更多基于构建一个社会发展目标 与考评标准的现实需求，与作为和公共息息相关。 ①重要性咨询问卷将两两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由专家进行打分（指标Ａ比指标Ｂ相对重要程度，１０分制），采 用电子邮件、现场访谈的方式访问７６位专家，运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回收７３份有效咨询问卷进行分析。 一５５— 理论上，社会发展目标与绩效目标具有一致性，作为考评体系的“幸福指数”实际上是国民幸 福总值，即以国民幸福总值作为绩效目标以及衡量绩效的标准（目标实现程度），从技术层面 来看是如何制定评价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体系。显然，作为评价体系的“幸福指数”的考评对象是各级 （以下级为责任主体），指标体系的构建涉及三个关键点：一是厘清责任。逻辑上，作为 对的考评，指标及目标值只能指向的可作为职能，换言之，作为发展目标与作为考评的指 标体系存在差异。二是明确考评定位。一般来说，内自上而下的考评强调过程控制，而“建设幸福 某地”更多指向结果导向。ｊ是体系构建的技术流程科学合理，操作简单可行。与其追求指标体系的 “完整”及面面俱到，不如关注指标体系构建过程的公正、公开与科学规范。［１５ｌ 事实上，建国以后。我国逐渐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地方的评价及考核体系。大体而言，以内 考评为主，改革开放前３Ｏ年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导向，所谓“抓、促生产”，并于上世纪７０年代 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上世纪十年代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指标（ＧＤＰ）成为政 府考评的核心指标。鉴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新世纪以来，我国提出了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理念， ＧＤＰ最大化的公共理念导向开始动摇。２００９年，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 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简称《意见》）。同时，组织部制定了《地方党 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等三个试行办法，与《意见》一起形成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在此背景下，全国多数省均制订了基于科学发展的针对下级或 部门首长或领导班子的综合评价体系。尽管各地在指标分类、操作组织、信息来源等方面缺乏统一 性，但指标体系均涵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等基本内容，并辅助于主 观评价．一定程度上与国民幸福总值或人类发展指数评价体系相类似，且具有权威性与操作性。以广东 省为例，２００８年，省颁布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办法》，提出了 针对地级以上市、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生态环境四个一级指标和３０个具体指标 （共同指标２３个，每区分类指标７个）的评价指标体系。体现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实用简洁和操作可 行的原则与要求。之后，以地级以上市为考评对象，广东省着手制定《广东省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绩效考评的指标体系》、《广东省推进珠三角一体化考核的指标体系》等技术性文件。其中，广 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绩效考评的指标体系基于“规划中给定的指标必须考评”，以及考虑到可操作 性等要求，包含４０项具体指标，其性指标７项，个性指标３３项，个性指标覆盖了公共教育、公共 卫生、公共文化体育、公共交通、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更 多针对民生福祉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绩效水平。从技术层面上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评价 指标体系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绩效考评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与重合度，两者的主要差距在 于：前者强调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后者突出主要民生指标值在区域内均等化分布的程度。 事实上。从理念思路、指标结构与内容来看，广东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涵盖了有 关民生福祉、转型升级、社会和谐、环境保护等主要元素，可视为“广义幸福指数”评价体系。不同的 在于科学发展评价较多强调经济发展过程，缺失主观领域层，导人幸福指数可弥补不足。同时，经济发 展亦为公众幸福的基础。因此，从操作的角度，笔者以为，作为绩效目标的广义幸福指数评价指标 体系并不需要另起炉灶，可在各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导人狭义幸福指数。为此，借 鉴层次分析法的思路，再以广东省为例，我们就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的重要程度再进行专家咨询调查， ２０１１年１月对７６位专家进行咨询取得两级指标的权重系数，由于收入或ＧＤＰ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不 同，在评价体系统一性与各地方差异性的均衡中，可考虑对不同地区幸福指数指标的权重区别对待，如 对ＧＤＰ水平较低的地区赋予较高的权重系数。表２是利用专家咨询调查取得指标体系。 总之，以广义“幸福指数”或国民幸福总值作为绩效目标及评价体系旨在提高公众幸福指数． 推动经济社会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绩效评价反映了管理寻求社会公平 一５６— 表２ 一作为考评手段的“幸福广东”的评价指标体系 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数量 权重 经济发展 客观评价（广东省经济社会 ７０％－８０％ ＧＤＰ发展速度等９项指标 符合生育率等８项指标 ２１％－２４％ １５％一ｌ７％ 社会发展 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人民生活 生态环境 城镇失业率等６项指标 森林覆盖率等７项指标 １５％一１７％ ｌ６％一１８％ 个人幸福感等１项指标 主观评价 ３０％－２０％ 幸福指数 １５％一１０％ １５％一ｌ０％ 收入满意度等８项指标 与民主价值的发展取向，贯穿了公共责任与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评价指向“公众满意”与“结果导 向”，毫无疑问，公众满意是公众“幸福”的基础。将考评导入幸福指数，不仅是体现党和执 政为民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抛弃ＧＤＰ主义．并在技术层面实现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但理论 与实践表明，要使评价具有公信力，评价主体的多元性，尤其是引入第三方评价是行之有效的做法。好 ，大众造，所有对的公允评价都是为了伸张大众对的考核权利。 “民间对的看法能否 带来实际变化，其希望并不在于民间的评估体系能否进入内部，或代替主流评价标准，而在于坐实 民间机构的本分，坚守民间的价值立场。” ’从该意义上看，“幸福指数”评价主体比指标体系更重要。 『参考文献１ ［１］休谟．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８． ［２］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与幸福指数『Ｊ］．人民论坛，２００５，（１）． 【３］程国栋等研究“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取得初步成果［Ｎ］．兰州日报，２００６—１０—１８． ［４】邢占军．西方哲学史上两种主要幸福观与当代主要幸福感研究［Ｊ］．理论探讨，２００４，（１）． ［５］建立幸福指数统计指标体系的构想［Ｎ】．湖北日报，２０１０—１２—０２． ［６］黄有光．效率、公平与［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重要演讲［Ｚ】．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ｆｉｄｈｄ／２００６—０４／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一２６０５９２．ｈｔｍ． ［８］詹姆斯·布坎南．自由的界限：在无与利维坦之间［Ｍ］．顾肃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２． ［９】Ｂｒａｄｂｕｒｎ Ｎ．Ｍ．．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ｌｄｉｎｅ，１９６９．Ａｎｄｒｅｗｓ Ｆ．Ｍ．＆Ｗｉｔｈｅｙ Ｓ． Ｂ．．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ｌｅｎｕｍ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Ｃａｍｐｂｅｌ１． 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Ｐ．Ｅ．＆Ｒｏｄｇｅ￣Ｗ．Ｌ．．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ｆ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Ｍ Ｊ＿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 ９７６． ［１０】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Ｒ．Ａ．．Ｄｏ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Ｌｏｔ？Ｓｏｍｅ Ｅｍｐｉｉｒ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Ｄａｖｉｄ．Ｐ．Ａ．＆Ｒｅｄ— ｅｒ．Ｍ．Ｗ．．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Ｍｏｓｅｓ Ａｂｒａｍｏｗｉｔｚ【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Ｒ．Ａ．．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Ｌ．Ｂｒｕｎｉ＆Ｐ．Ｐｏ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１ １】Ａｎｄｒｅｗ Ｊ．．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１．１０７，４４５，Ｎｏｖ．，１９９７． ［１２】Ｙｏｎｇｉｌ Ｊｅｏｎ＆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Ｓｈｉｅｌｄｓ．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ｃｏｍｅ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 ｔｉｒｅｓ，Ａ 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Ｊ．Ｐｏｐｕｌ Ｅｃｏｎ，２００５，（１８）． ［１ ３］Ｄｉｅｎｅｒ，Ｅ．Ｄ．＆Ｄｉｅｎｅｒ Ｃ．．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Ｊ］．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５，（３６）． ［１４］Ｈｉｌｋｅ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ｎ ｅｔｃ—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ｚｚｌｅ：Ｆａｌｌｉｎｇ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Ｊ．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ｙ，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５］郑方辉．“幸福广东”指标体系应构建科学方便操作【Ｎ】．南方日报，２０１１一（】４—１１． ［１６］评价绩效：民间机构应恪守性［Ｎ】．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９—１０一ｌ３． 责任编辑：杨向艳 一５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