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别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以下简称“科社”）与空想社会主义（以下简称“空社”）的区别再明显不过——一个是“科学的”，一个是“空想的”。然而，若以严肃、科学、求实的态度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答案就绝非那样简单了。

众所周知，“科社”与“空社”的内容，均包括两个方面，即对旧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否定，对新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或曰共产主义制度）的向往与设想。因此，要分清“科社”与“空社”的区别，就必须从上述两个方面来考察和分析。

在我看来，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和批判而言，“科社”与“空社”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从政治、经济、思想和道德诸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他们指明了私有制是社会存在贫富不均以及其它种种罪恶的“总根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断定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总之，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不久，就揭露了这个制度在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几乎所有弊端，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所有这些，同“科社”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批判，确有相似之处。

但是，由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世界观总的来说还是唯心主义的，加之历史所限，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与缺陷。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和有关专著都这样是表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缺陷：

“他们不了解社会发展规律，因而也不了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

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而找不到改造资本主义的正确途径；

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因而找不到无产阶级这支能够埋葬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他们甚至幻想乞求统治阶级的恩赐来实现美好社会）。”

熟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都晓得，上述分析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评论。显然，这些也正是“科社”与“空社”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如何推翻和改造资本主义制度问题上的原则性区别。因而恩格斯才明确地指出：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之所以说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教科书和有关专著是这样分析的： “（1）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不是人们头脑中的臆想，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

（2）唯物史观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就

是说，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而不是‘有产者’恩赐的赠物。

（3）剩余价值学说揭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科学地论证了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在于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4）剩余价值学说阐明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地位和历史使命。就是说，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仅造就了自身灭亡的物质基础，而且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

简而言之，“科社”揭示了无产阶级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条件、途径等规律，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谋求解放的行动指南。本世纪前40年，即1917年至1959年，苏联、东欧各国、朝鲜、越南、中国、古巴等一系列国家，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先后用革命暴力手段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或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或是殖民地社会制度，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历史事实，部分验证了“科社”关于如何推翻旧制度的理论和策略的正确性。

之所以说“部分验证”，是因为这些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发达的、成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也并非“科社”理论所言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的那种社会主义。不仅如此，当代的历史事实却是：一百多年前“科社”理论所痛斥和否定的资本主义社会，非但没有灭亡，反而在危机——调

整——发展，再危机——再调整——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达到了一个更高、更“完善”的新阶段（人们称之为“信息社会”），其生命力远远没有耗尽，其发展空间仍然很大。当代资本主义的如此发展状况，是“科社”创始人所始料不及的。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剖析、评估，可谓“入木三分”；但同时，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判断，也难免带有某种“空想”成分（这与“空社”有某种相似之点）。然而令人钦佩的是，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其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科学的，他从不把自己的学说看作是什么“绝对真理”，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他甚至反对把他的学说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什么“主义”。他曾诙谐地说：据我所知，我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如此，马、恩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成果，早已成为人们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珍贵遗产。